刘江峰：19年做的唯一一次决定，我在华为从来没有做过选择

　中国传媒联盟据中国商机网讯：马云曾说过：“人才出走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钱没给够，另外一个就是干的委屈。”而刘江峰的出走，显然不是第一个。

华为荣耀总裁出走，联合物美做电商平台

　　距离刘江峰在华为高薪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还是选择那个时候递交了自己的辞呈。从深圳到北京，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小小梦想。

　　15年年初，刘江峰来到北京创办多点，拥挤的交通，难排的车号，以及帝都恶劣的空气，让他回归到一个普通创业者的生活。

　　刘江峰在华为荣耀的战绩堪称“猛虎”。2013年底，荣耀从华为终端旗下独立，成为当时唯一一家可以与小米直面抗衡的互联网手机品牌，销售额一年之内从1亿美金增至30亿美金，在执掌荣耀前行一年后，刘江峰在2015年初离开工作了19年的华为，开始互联网创业。

　　多点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是打通线下超市渠道，为超市周围三五公范围里内的用户提供配送服务，保证一小时内送达。虽然外界看来，多点起步就像一个配送员，用户在平台下单之后，多点在超市的员工会拿货、结账、配送。但这一模式，极其烧钱的，为积累用户大量补贴，多点上线八个月后，注册用户达到450万，刘江峰的关注点却不在浙这上面“有用户很重要，但是用户如果无法形成粘性就是无效的”。

　　然而，商业模式本身并不太成熟，盈利成为多点的大压力，折腾了几个月后，多点从原来不碰商品、不碰供应链的“轻”模式走向了帮助商超改造的“重”模式。这一方式触碰到了合作方物美超市的底线。刘江峰夹在其中，难以自拔。要知道，他曾是手机圈有名的爱玩“文艺男”，现在却守着瓜果，不知前程。

　　“我想的很明白了，这是一个归零的过程，无非是要冒一点风险。出来创业，我或许只有1%的概率能更好，99%的概率可能都不如在华为，但是我今天为1%的可能做这样的决定，就是想追求人生的某种可能性。”他说。

“放羊式”成长的叛逆少年，却在事业巅峰时激流勇退

　　刘江峰把离开华为称为“19年做的唯一一次决定，我在华为从来没有做过选择”。

　　其实，刘江峰生性自由散漫，他说自己是“流氓有文化”。他的父母同是清华大学毕业，从小将他放在苏北农村爷爷奶奶家长大，他聪明好学，在“放羊式”的环境中长大，无人束缚。直到7岁，刘江峰被父母接到身边，一进到城市的学校里，他成了学习不好还调皮捣蛋的学生，每每在学校闯祸，回家都会挨上父母一顿打骂，逆反心理也在那时候形成，“我是这种人，你跟我来文的，我跟你来文的，你跟我来武的，我也跟你来武的。”刘江峰笑说。

　　童年的成长环境对刘江峰影响很大。在华为的时候，很少人“管”他，“管了就会有副作用”，去了海外，更没人“管”，他善于做决定，而且“很敢冒险”。2013年，刘江峰从海外回到华为总部，进入终端做手机业务，当时华为手机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决定在最初也不确定能否行得通。

　　在华为，除了华为终端CEO余承东之外，刘江峰也需要承担责任，“当时要冒很多风险，谁也不敢担责任，我就来负责，我回来就是要干事的，能让我干我求之不得”。

　　2013年6月华为发布P6，这是华为走想走高端的分水岭，在产量方面，没人能够下订单，刘江峰拍板下单300万并对此负责，最终的P6整个销售周期出货量超过400万部。

　　刘江峰认为自己越是高压，越是能扛住事儿，“别人给我起个外号，叫‘呆子’，我不是反应很快的那种人，我会转好几圈，所以压力来了，我也没什么反应，不会一下子很难过，也不会突然很兴奋。”

　　华为是刘江峰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他在杭州512厂(现东方通信公司)工作，这个厂曾经与摩托罗拉合资生产当时售价3万多元的“大哥大”，“当时工资是六百块钱，我父亲工作了几十年只有三百块。”刘江峰回忆。

　　四年之后，1996年，刘江峰从杭州来到深圳华为，工资从六百变成了六千，“但都一样，反正都是花不完，也不知道该怎么花”。在此后的十多年，刘江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运营商业务上，国内国外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多年，“我老婆管我们家叫吉卜赛人。”他笑说。

　　刘江峰认为华为的工作环境特点之一是封闭，十几万人的公司相当于一个小社会，有充分的空间成长和获得别人的认可，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暂时不考虑外界激烈的竞争，只要像攻山头一样完成一个接一个的目标就可以。

　　这种环境让他感到熟悉，在他小时候被接回到父母在四川的家时，他用“民风彪悍”来形容周围的环境，“流氓地痞多得很，我的同学里一小半进过监狱”，由于父母是在四川内江的航天部研究所工作，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院里，外面大环境虽然嘈杂，但是大院里的学校配备了最好的老师，环境相对封闭，这跟他之后在华为工作的环境极像。

　　2013年从新加坡调回华为深圳总部之前，刘江峰就曾经萌生退意，这与薪酬毫无关系，刘江峰爱折腾，一旦觉着事情没什么变化，就觉着没有吸引力。调回总部后，他被派去做to C的手机市场，觉着是个新鲜事，也就没离职。

　　2014年年底刘江峰已经决意离开，只是尚未对外公布，荣耀现任总裁赵明是去年腊月二十八(2015年2月16日)得知自己将要接替刘江峰，第二天下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华为对外公布了这一人事变动。两人交接时间很短，十多天之后，一行人启程巴塞罗那参加MWC(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虽然刘江峰同去，但是赵明主持了荣耀X2的产品发布会。

半生驰骋领跑华为电商，跨界创业折戟重归手机赛道

　　4月11日，刘江峰在自己微博上写了辞职信《时间未老，理想还在》。有人曾说，刘江峰的离开与华为战略方向不无关系，余承东始终要把华为推向高端市场，而将荣耀锁定在中低端，导致后来荣耀和华为的发展上，出现了一定矛盾。

　　在创业选择上，刘江峰可能是为了避嫌，选择了电商平台，也极少在华为拉拢旧部。只是，难以预料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形势所迫，刘江峰最终还是失去了多点的决策权。但多点也帮助刘江峰在那段急流勇退的日子里找到了一点忙碌。当把“假如创业失败，最惨会是怎样”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追求这种可能性要比继续留在华为更有幸福感。

　　效力华为近二十年，亲手打造荣耀品牌，刘江峰用成绩在行业里赢得了地位。但荣耀刚结硕果，他就选择了辞职创业，还是从未涉足的生鲜电商。一年之后，创业不顺的刘江峰重回行业，加入了乐视阵营，出任酷派CEO。

　　对于当初离开华为和创业经历，刘江峰说，自己在华为属于另类，并不曾被华为改变。当初离开华为是想有点变化。创业这段经历对自己个人成长帮助很大，加深了对互联网的理解，但不管创业顺利失败，自己迟早都会回到积累多年的通信行业。

　　酷派新掌门刘江峰在接任首秀发布会上曾表示，他已经做出了一份酷派内部重组时间表——4个月，正好是从宣布担任酷派CEO到cool S1发布的空档，执行效率惊人。有意思的是，间隔一天后他亲手打造的荣耀品牌也将迎来三周岁生日。

　　当年国产手机的四大家族“中华酷联”早已不在，只剩华为还在一路领跑。复盘过后，刘江峰认为酷派遭遇的“中年危机”并非无解，尤其是曾经助力华为突破“中间危机”成功转型的刘江峰更能以旁观者的视角发现问题。

　　1、产品依赖运营商，销售和市场推广完全交给运营商打理;

　　2、设计中规中矩，系统不够创新，产品没有亮点;

　　3、品牌操盘不得当。

　　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这些问题对老酷派来说是刀刀致命。运营商降低补贴之后，线下市场几乎被VIVO、OPPO吞噬，在互联网渠道占据优势的乐视、小米、魅族又在线下展开强攻。2016年之后换机需求疲软，手机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空前，已经上升为硬件配置、产品性价比、市场渠道、技术研发、供应链管控以及品牌推广等多维比拼，品牌策略稍有不慎则会满盘尽输。对于长期固守单一策略的老酷派来讲，除了技术实力和供应链是自己的强项，其他几个纬度仍是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