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败在于落实

　　——专访原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

　　邵秉仁强调，落实改革纲领将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决心，也需要精密的制度设计。出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人选，将决定改革力度的大小；改革小组必须集聚一批超越各部门利益之上的、直接由中央管控的、勇于改革的社会精英，负责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检查督促落实

　　本刊记者/王全宝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曾对未来十年的改革写了‘七条意见’反映给中央高层。” 邵秉仁说。

　　1994年，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委书记的邵秉仁调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他在这个当年主司改革设计和协调的机构里工作了近10年时间，从秘书长晋升至副主任、党组成员。2000年开始任职体改办主任的王歧山一度是他的同事和上司。

　　2002年11月，时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的邵秉仁被任命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不到半年，体改办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如此，存在了23年的国家体改委(办)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担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四年时间后，邵秉仁出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任副主任。目前，他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作为曾经的体改委高官，邵秉仁尤其关注当下的改革。“我总的态度还是赞成这次全会的决定，但也希望能够切实落实。改革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不能以稳定为名停止改革，否则将失信于民。”邵秉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关键在于落实，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体改委的元老级人物，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决定》有什么评价？

　　邵秉仁：我个人认为，这是继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力度最大的一次全面改革。如果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改革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经济问题，那么这次改革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以及军队和党的一系列改革，确实是全面升华的改革总体方案，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不可能单兵突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和重点，但必须同时推进改革，包括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等一系列方面的体制问题。这是此次改革最大意义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看来你对今后的改革很乐观？

　　邵秉仁：我并不这样认为。有好的纲领不等于就有好的结果，关键是这些好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思路如何去落实，由纲领到落实还要经过更为艰巨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推进。

　　《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个时间表很好，但这仅仅是一个承诺，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力度和时机的把握。

　　既要按纲领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又要避免改革引起其他的震动。因为当前面临的改革现实环境十分严峻，整个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一系列的矛盾使整个社会矛盾点集中爆发，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推进改革，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如果贸然草率推进改革，也容易出问题。

　　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关键在于落实。这些纲领再好如果没有落实，也是一纸空文。

　　下一步改革，必须对利益格局的存量动刀子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要处理好哪些问题？

　　邵秉仁：我认为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一是思想要真正统一；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三是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思想要做到真正统一。不要以为开一次全会，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就高度统一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现在的利益诉求太多元化。

　　如何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些问题贯彻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目前看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既要防止“左”的倾向，也要防止“右”的倾向。据我了解，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改革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想，比如说坚决要搞“国有化”；还有一些右的思想，比如坚决搞“私有化”。在思想上，我们的改革长期受到“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思想真正统一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思想不统一的倾向，特别是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非常容易凸显。“重庆模式”“唱红打黑”之所以在一段时间甚嚣尘上，就是薄熙来看到了当前的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所以想利用回到极左年代这种模式，重新搞阶级斗争。当然他已经失败了，但这种思想现在有其社会基础，我们得保持警惕，千万不能跑回老路子上去。

　　据我了解，对于这次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口号，其中包括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基础性配置作用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分歧的。所以在思想意识方面需要继续统一到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上来。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下一步改革，政府该如何把握好自己的角色？

　　邵秉仁：关键在于政府的转型。三十多年来，政府一直在转型，尽管经过了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但近十年来政府实际是在“收权”，强化自己对资源的决定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是个艰苦的过程。让政府退出市场，政府要削自己的权，剜自己身上的肉，这是很难的事情。比如说，所谓“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形式上的东西，说“审批制”不搞了，弄个“核准制”，我认为这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审批制。

　　追逐权力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本能，那么如何敢在自己身上动刀子？这绝对是政府要从国家和民族前途考虑的问题。

　　对于政府简政放权，简政好理解，就是简化手续，提高行政效率。那么放权放给谁呢？是放给市场，还是上一级政府放在下一级政府？这有本质的不同。我主张是放给市场，由市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把中央部门的权力放给省一级部门，否则问题更大，越往下(地方)腐败问题越难以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政府该做什么？

　　邵秉仁：我认为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第一制定规划，这种规划必须上升为法律；第二加强监督检查，就是监管；第三创造一个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据我了解，目前各省都有所谓的投资公司，由政府直接投资。三中全会要求，今后政府直接投资要用于公共领域，不能直接投资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是，各省根本不想放弃直接投资，因为这背后有利益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改革的障碍，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邵秉仁：下一步改革肯定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阻挠。改革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财力是增加了，但是也滋生了一大批以垄断行业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是利益集团。改革就是调整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决不甘心通过改革把自己得到的利益轻易放掉。

　　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曾不想得罪既得利益者，只在增量上做文章。但我主张改革必须动到存量，而绝不能再在增量上做文章了。比如收入分配调整问题，要抑制高收入阶层，就必须动现有的存量，动现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格局。没有这样一个调整，社会公平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比如给公务员涨工资，国有企业借这个机会也要跟着涨，本来国有企业工资就已经很高，结果还继续高。又比如垄断问题，我们提出要打破垄断，市场主体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实际上党的十七大的基本论述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为什么垄断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反而还继续强化？

　　《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要打开大门，允许其他社会资本进去，包括民营资本等等，实际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特别是垄断如果不打破，一切市场公平竞争都是“瞎扯”。

　　再比如说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把垄断行业高收入给压下来，调整其既得利益，这都要遇到极大的阻力。今后出台一个事关国企改革方案，都得征求这些国企意见，如果这些国企反对，那么势必就会给决策者带来犹豫。所以下一步改革就要看决策者的决心了。

　　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领导者的决心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决策者，应该如何破解利益集团的问题？

　　邵秉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要取决于领导者的决心。为什么现在资本外流如此严重？实际上是大家都没信心。另外，目前因为利益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访告状的不断，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能否成功，还取决于领导者实实在在的工作力度。首先中央及省市这一级思想必须统一。审慎推进各项改革，抓住各项改革最突出的矛盾，一步一步扎实地往前推进。

　　中央这次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好的，我认为谁来担任改革领导小组长人选很重要，因为它决定改革力度的大小。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不能把改革领导小组搞成议事机构或协调机构。实践已经证明，凡是议事或协调机构，最终等于没有。

　　接下来的具体改革方案出台，都要有一批直属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人员进行操作。这些人要超越部门利益，没有一批超越于利益部门之上的人员，这个改革很难实质推进，等于空许诺。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可以去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征求民间各界的意见，但是得由改革领导小组自己去设计方案，而绝不能靠各部门去搞具体的改革方案。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长期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体改委的工作经验对新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邵秉仁：我认为，改革小组必须集聚一批超越各部门利益之上的、直接由中央管控的、勇于改革的社会精英，让他们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如果没有这样的设置，三中全会的决定将成为一句空话。

　　改革落实的办法就是扎实地推进每一项改革，中央负责审时度势，综合全局，协调改革各个方面的利益。距离兑现承诺就剩7年的时间了，工作量很大，每一项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  ★

　　(实习生王诗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