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情怀春秋笔法_中国传媒联盟

——《杨远新文集》序二
杨一萌

中国传媒联盟讯：我的祖母李清凤一字不识，但她的儿子却创作出了1000万余字的侦探小说及其他各类文学作品，这是她86载人生中最骄傲的亮点。

我的祖父杨先德本分踏实，但他的儿子却天不怕，地不怕，敢和神仙打架，这是他86载人生中最操心的地方。

我祖母为之骄傲、我祖父为之操心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杨远新。他是个警察，也是个作家。

一

父亲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受《天才出自于勤奋》这本书的影响，从十多岁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作家，没有油灯，他就用小树枝穿上蚂蟥晒干作为夜晚写作的照明工具；蚊虫袭扰，他就将双腿侵泡在大水桶里。他利用所有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同时，他又是学校有名的打架大王，征服的都是年龄比他长，个子比他高的男生。他也是全班55人中唯一考上县重点中学的男生。
父亲早年在农村生活，多用曲艺、戏剧、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反映西洞庭湖农村、渔村在毛泽东时代的兴旺繁荣景象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平安气象。他几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从未间断。他师从浩然、谢璞、曹一心先生，也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后来进入公安队伍，穿上警服后开始侦探纪实文学的创作，在他已出版发表的多达1000万余字的作品中，侦探纪实文学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数量、质量在这个领域可谓国内第一人，我经常说我有个兄弟，叫侦探纪实文学，因为“我们”的父亲被广大读者称之为“侦探纪实文学之父”。这位“侦探纪实文学之父”辛勤培育了他的两个孩子，用他的坚持开启了中国侦探纪实文学的新篇章；用他的爱心给我灌输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

父亲的职业是警察，文学是他的业余爱好。八小时之内，他必须办案，必须调研，草拟公文，处理行政事务。八小时之外才是他的创作时间。他不打牌，不钓鱼，不进歌厅舞厅，潜心创作，心无旁骛。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很多作品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写成的。很多个夜里，我睡一觉起来，看见父亲书房里的灯还亮着。早晨我去上学，他和我一起走出家门，昂首挺胸地走向他办公的大楼。平时，他每晚创作五个小时，如遇完成约稿、长篇连载等特殊情况，写作通宵也是常有的。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五一”长假，他闭门谢客，创作完成了中篇侦探小说《惊天牛案》，每天平均5000字，最多一天超万字。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专注、顽强、不屈不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钦佩，给我树立了榜样。我留学英国8年期间遇到很多困难，我能够挺过来，都是因为有他的这种精神做支撑。

因为他的刻苦，所以他看不惯我的散漫，在他眼里我或许永远不及格。看电视、听歌、跟朋友闲聊、周末睡懒觉都是浪费时间，他会对我严加指责，批评我浪费时间，要求我利用这些时间多读多写。我从来没有顺从过，一直在反抗，我生性好动，耐不住那样的寂寞，然而现在回头看来，确实错过了不少读书的好时光。因为父亲的严厉，再加上他每天写作到凌晨的言传身教，导致我现在做事情都会有一种选择恐惧症出现。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是该做还是不该做？越是无关紧要的选择越谨慎，遇到重大决策反而草率，这就是选择恐惧症的重要表现，所以我走了不少弯路，也正因为此我比同龄人多了很多倍他们永远不会有的经历。如果我也努力当个作家，这些经历倒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二

父亲是武汉大学作家班学员中来自最基层的党员，但他却被大家推选为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并领导这个班经受起了那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他的官应该可以做得更大一些，但他在仕途上每踏进一步都显得极其艰难，因为我从没见他给领导送过礼，逢年过节，他身边的很多人都忙于迎来送往，他则无动于衷，他认为贪污腐败与黑社会组织的存在，是危害共产党和共和国肌体的两大毒瘤，必须用铁的手腕治理。对于腐败，他除了自己守身如玉之外，则利用手中的笔讨伐和横扫，他在这方面也吃了不少苦头，一部《红颜贪官》，深受老百姓喜爱，却无意中得罪了不少大权实握的人。他曾说：如果《红颜贪官》出版之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看看，从中吸取教训，官场直少少抓百个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他尽管吃了苦头，可他从不言悔，仍一如既往地创作了《百变神探》《白天黑夜》等一大批新的痛斥腐败的作品。对于预防和惩治黑社会组织，他更是先知先行，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任宁乡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事侦查。这已是二十年的老皇历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了黑社会组织露头及其发展趋势，关键在于官场腐败与黑社会组织的勾结。如果没有官场的腐败，就没有黑社会组织生存的土壤。他身为警察和作家，他有责任向社会发出大声疾呼，期望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所以他利用办案之余的一切时间，创作了《中国刑警大扫黑》一书，35万余字，著名作家浩然为其作序，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15000多册。这是中国反映打黑除恶的首部侦探纪实文学专著。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政治目光敏锐，创作才思活跃，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忧思感。虽身处庙堂，却心系社稷，字里行间浸透了忧国忧民之情。他是中国最早出版这方面著作的第一人。

父亲从不追潮流，从不赶时髦，也不凑热闹，更不附庸，始终坚持走自己认定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始终以毛主席的《讲话》武装自己的头脑，为老百姓鼓与呼，说老百姓想说的话，做老百姓的代言人。纵观他的作品，早期的反映洞庭水乡生活，字字句句，凝聚着稻香，浸透了鱼味；走进橄榄林之后，他主张公安文学向军事文学取经、看齐，开拓公安文学新领域，他的侦探小说与传统的侦探小说比较，既有继承，又有突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辽宁一位读者从《平安》杂志上读了他的长篇侦探小说《爱海恨涯》《雾过洞庭湖》后，寄给他一副条幅：“读杨远新侦探小说，做大中华铁血儿女。”并解释，读他的侦探小说，被那非凡大气的侦探形象，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恽弘博大的场景，激情澎湃的文字深深感染，边读边热血沸腾，大有雄起之感，恨不能立马与一切假丑恶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他的一位几十年的老朋友对他作品给出的评价是：“思古意而悠远，想时句以惟新。”我以为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从他等身的著作中明白，做学问首要的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我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过程是枯燥的、寂寞的，我全都能承受，并从中感到快乐，皆因父亲给我做出了榜样，我有了力量支撑。

三

父亲创作上的付出是巨大的，人们常说搞脑力劳动的需要补脑，但他却过的是极其俭朴的生活。我小时候他总跟我说革命战士吃草根树皮坚持斗争，我说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吃草根树皮，社会岂不是永远不会进步？那我们还奋斗什么？革命先烈何苦奋斗牺牲？他们的艰苦奋斗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吗？感谢父母给我善于诡辩的嘴，父亲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占过上风，所以我从来没有勤俭节约过，人生的追求如果不能体现在生活品质的提高上，那我会觉得很沮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坚决不会妥协。30多岁的我已经在很多条跟父亲对抗的阵线上败下阵来，这一条我绝不能妥协。父亲也一直坚持着他的勤俭朴素，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他的袜子的使用寿命超过了十年，不是穿得少，也不是质量特别，而是补丁加补丁。母亲要扔掉，他是坚决不肯。他的一双布鞋，从1999年一直穿到现在，而且只要在家，这双布鞋基本不离他的脚。早在几年前，两只鞋子的脚后跟就破了，我母亲要把它扔掉，他高低不让，而且央求给他补好。又穿了两年，补好的后跟又破了。这次我母亲先拿出一双新的给他，要把这双破了的扔掉。他还是不肯，又央求给他再补。我母亲上次为了补这双鞋子，手指被扎破了几处，这次再也不肯了，并且趁他不注意时十分坚决地把这双布鞋扔掉了。他发现后又把这双布鞋找了回来，自己悄悄地缝补，依然天天穿着它。他补了又补的这双布鞋，与他不舍扔掉的袜子、衬衣比较起来，除了节俭的因素，还有一层特殊的感情。这双布鞋是我祖母千针万线给他缝制的。我祖母的针线活在西洞庭湖一带是出了名的，尤其做的布鞋特别，大方、漂亮、护脚。我们每年过春节回老家，祖母就会端出一箩筐布鞋，有棉的，有单的，分发给我们。父亲最喜爱穿祖母制做的布鞋。他除了出门穿皮鞋，在家都是穿布鞋，春夏秋冬都一样。后来，祖母年纪大了，眼睛视力差了，她老人家83岁那年郑重向子孙们宣布再也看不清针鼻眼，做不得针线活了。她宣布完，把两双布鞋交给我父亲手上，说：你从小就爱穿布鞋，这是我给你攒下的，爱惜着穿吧！2012年8月14日下午2时35分，我祖母走完了她86年的风雨人生路与世长辞。她三年前留给我父亲的那两双布鞋，这时我父亲还珍藏在保险柜里没有穿过，依然还穿着那双补了几次的旧布鞋。我祖母这一走，我父亲更舍不得扔掉这双已经破得不像样子的布鞋了。去年，他补了一次，今年3月16日下午他花四个小时，又补了一次，两只鞋后跟緾满了黑线黄线蓝线，只差红线了。因为他看不清针鼻眼，无法穿线，3月15日他悄悄请我妻子穿好几根针线放在那里，3月16日，他把我母亲、我妻子、我女儿送上北上进京的高铁列车，回到家就投入了他的补鞋工程中。如果要他花四个小时去做别的与文学创作无关的事情，他是绝对不肯的。他的这种节俭精神对我直接产生了影响。我在英国留学期间，周围的留学生都是用的高档车，我用的是一辆二手车，我并不感到丢人现眼。当然也产生过争面子的想法。但每当想到父亲的这种节俭，我便觉得开二手车也脸上有光。他常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享受了什么，而在于你奉献了什么。这话始终成为鞭策我的力量。

父亲对自己从来就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而在对我的教育培养上却舍得花大本钱。当我向他提出到英国留学，他毫不犹豫，立即拍板。我在英国留学八年，花销可想而知，三分之一靠我自己打工挣得，三分之一靠奖学金补贴，剩下的三分之一靠父母供给，花去了他们所有的积蓄。2006年秋天的一次，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汇给我做生活费，自己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五毛钱。有人不理解，花钱留学，还不如用钱炒房，赚头大得多。他则认为投资教育，利已利国，功在千秋。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知识改变国家前景，增强民族实力。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也在于千万个家庭的共同担当。我2011年11月回国，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又坐在了北京飞向伦敦的CA937航班上，再次开始了我的英国留学之旅。这次，我尽管有了全额奖学金，但我把抚育培养女儿的重担交给了他和母亲。我有这样的父亲，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运。

父亲对自己节俭，对朋友亲戚却慷慨大方。他的酒量和酒胆也是小有名气的。但他从不独自饮酒。母亲从戈壁滩给他购来肉丛蓉，泡了大坛的药酒，他没有单独饮过。朋友送给他的好酒，他也从不在家独饮。药酒、好酒，他全用来款待亲友同学。他待人真诚，从陪同窗好友饮酒这一侧面足可看出，他往往是自己先醉，如果自己不醉而让朋友醉了，他觉得对不起朋友。他吸了十几年的烟，写作时到了烟不离手的程度，而他说戒烟就真的戒了，而且戒得彻底干净，无论拿多好的烟引诱他，他都不为所动。我从中看出了他超强的毅力和自制力。他用行动告诉我：想干的事一定要干好，不想干、不能干的事坚决不能干。这才称得上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四

父亲是位极度善良的人，他关爱、尊重每一个人。他曾经在名片背面印上“爱天下所有善良的人，被天下所有善良的人爱”。这是他的座右铭。曾经有一位长辈跟我说在他这句话里透出了一种霸气，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种霸气在哪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真的做到了。每凡他参与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党员”评选他都能全票当选，选上什么并不重要，我倒是一直诧异他是如何让全单位的人都喜欢他的。不抽烟的他出门散步总会带包烟，因为小区里的保安、清洁工人、园丁老大爷大部分都有抽烟的习惯，所以父亲跟他们照面的时候总是会给他们装烟递火。他每次回老家，从踏入村口那一刻开始，见人就装烟。我总觉得他热情过头，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是对的。因为乡亲们是他最尊敬的人。

父亲帮人做事从不求回报，他说人在做天在看，急功近利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唯物主义，何来“天”一说。后来无数事实告诉我，“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就是口碑、名誉，曾经有位叔叔对于父亲的一句高度评价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以至我的子孙后代的人生轨迹。

父亲从不愿做商人，但他却有商人的头脑。我读大二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毕业后不想回湖南？”他问：“为什么？”我不答，怕挨他的骂。他挑穿了我的内心：“你是嫌湖南人喜欢窝里斗！”我点头。他没有骂我，而是若有所思地说：“既然如此，尊重你的选择，那就给你在北京提供一个栖身之地吧！”此时，正当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他果断决定给我在北京买下170多平米的房子。有人不理解，他说再不出手就买不起了。他判断的一点都没错，买房时每平米6150元，如今已经升至每平米85000多元了。他曾经指导朋友经营图书报刊，朋友成了书商中的大鳄。他曾经引导渔民人工孵化养殖甲鱼，渔民成了资产数亿计的大款。这些人都想拉他一起干，但他不为所动，他的心里只有文学。

五

父亲对树竹特有感情，他和祖父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树竹，他与祖父最大的矛盾也是树竹的问题。祖父植树，移树，但也砍树。父亲只栽树，不许移树，更不许砍树。祖父曾经清掉了一株木梓树，父亲回老家发现后，为此与祖父发生了争吵，他责怪祖父不应该清理掉那株木梓树，祖父则坚持清理掉那株木梓树是为了保护海棠树。如今老家房前屋后的数百株参天大树，茂密的竹林，四季采摘的水果，长年开不败的各种名贵鲜花，皆是父亲年轻时种下以及后来补植的。他每当回到老家休假，其实休而不假，不是给树剪枝，就是给花浇肥，再不就是给竹培土。祖父祖母都看不下去，心疼地劝他歇歇，他却只是笑笑，依然干他的。他不仅自己干，而且还带着我妈妈和我一起干。我们有时候不从，他就说：你们别小看了房前屋后植树种花，如果家家户户都绿化好了，还愁祖国大地不绿化吗？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什么事情都从自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一切就好办了。怨天尤人，只说不做，那不算中国人。

父亲支持我学工科，但要求我学好文科，无论哪种职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一流的文字表达能力。文字是凝聚人类智慧、思想、文明的武器。父亲总跟我说学东西没有坏处，以前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学没用的东西就是有坏处。在英国留学多年之后才明白父亲说的这一点是对的，或许这就像王阳明先生说的格物致知，各种知识累积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时世间万物万象会变得豁然明朗。阳明先生的学说多是唯心，信仰唯物的我倒是觉得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完全没错。

在我看来，父亲是置身警坛，靠近文坛，游走政坛，去年已经平安退休，但又被单位返聘，这既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父亲将近走过50年创作铺就的坎坷文学之路，他牵着我走过了其中的大半，如今，父亲从他发表出版的1000万余字的作品中，精挑细选了680多万字，编辑成17卷本《杨远新文集》，由一贯支持他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第一读者，我为他高兴。我坐在北京飞向英吉利大不列颠国的航班上，舷窗外是万里蓝天，眼前浮现的是父亲那一本本著作，脑海里活跃着他作品中的人物，公安部长、厅长、局长、刑侦大队长、派出所长、侦探、警嫂、渔民、农民、科学家、供销职工、党代表、劳模、老一辈革命家……我想起父亲曾嘱我为他要出版的《杨远新文集》作序，我觉得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把以上随想记录下来，算是我为父亲的文集来个开场白。等我到了50岁再看这些文字，是否需要修改。至于序言，我强烈建议父亲，他有那么多大牌恩师，只要他开口相求，无论教授，还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我相信他们都会欣然应允，对父亲的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点评。

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大部分的男人在20多岁的时候都会觉得父亲的话令人烦躁，到30多岁会觉得父亲的话都是废话，40多岁时会认为父亲的话也有些道理，到了50岁之后才会后悔当初没有全听父亲的教诲。我的父亲对我唠叨的很多，细想起来很多话都不无道理，按照上面的逻辑——假如他是对的——那30出头的我也有了40岁男人的成熟心智，不免心生安慰。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父亲的两个儿子——侦探文学和我——都算给他争了一口气。这能不能算是他成功的地方呢？留待读者朋友评判吧！

2014年3月27日于北京飞往伦敦的高空

（作者系留英博士，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青年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水晶苹果》、长篇自传体小说《朦胧年华》，由北京工商大学校长苏志平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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