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阵痛》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文娱性、故事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改革的画卷,是一部当代秦人为乡村文化改革的奋斗史。她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发生在关中腹地秦汉县秦关乡创办“文化试验田”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故事选材敏感、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人物个性明显、神态迥异、栩栩如生。 杜芳川,陕西乾县人,现供职于咸阳市政法系统。渭城区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中篇小说集《大案队长》,并先后在省内外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6月15日,由陕西省作家协会长篇小说委员会、陕西省公安文联主办,咸阳市群众艺术馆、咸阳市作家协会承办长篇小说《阵痛》研讨会在咸阳举行,文学评论家和专家学者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有学者指出,过去农村题材作品表现的都是自然经济、传统经济之下的乡村, 而现在,中国正在迅速城镇化,中国农民不再固守土地,传统中国的宗族社会正逐渐瓦解,村庄公共生活在发生异化,城乡二元结构逐渐丰富,消费社会的来临让中国农民无所适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逐渐消失,作家应该关注已变化了的时代,关注已变化了的“乡村”。现今农民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已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农民,这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题材,时代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家只有积极的介入,才能面对这种变化。 文艺批评家畅广元教授认为,作家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者,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关照,离开了社会现实,创作无从谈起。杜芳川创作的长篇小说《阵痛》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关中腹地秦观村歌舞厅“试验田”为背景,提出当今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健康发展乡村文化娱乐产业这一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它不仅描绘出文化发展上的“阵痛”,也细致刻画出民众思想转变中遭受的“苦痛”。作品抓住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反映了生存方式的改变带来思想、道德、伦理的变革和矛盾,揭示出文化消费与传统文化的不同本质。 文学作品在关照社会现实的同时,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需要与人和人类社会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一个深层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庞大体系中,并作为自己考察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点。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困境中走出来以后,开创了自己的文明史。畅广元认为,文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是一个时代的镜像,是人民大众的道德指引,是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负有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职责。文学作品担当着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巨变的现实使命,担当着引领人们更高尚、更高雅的精神生活,所以作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深厚情感,长篇小说《阵痛》是作家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坚守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忧思的表现。作家要做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民族主流意识的固守者,民族灵魂的铸造者。“人既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又是一种附属性存在。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是当代知识者理应肩负起的时代使命。” 畅广元说。 社会思潮越是纷繁复杂,越是需要文学勇敢的站出来,勇担重任,坚守责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陕西文学院院长常智奇表示,文学构建着和谐与文明,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生活、历史和命运中真实的难题,承担起接受时代精神的使命。长篇小说《阵痛》感受时代风云,触摸时代精神,关注社会历史发展与乡村变革,在社会历史与人性分析当中表现文化商品交换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肆虐、重构和再造,思考变革带来思想及情感的阵痛,坚定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价值诉求,理想愿望,关注民族命运,关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直面乡村党政领导干部的精神世界,善恶分明,有着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韩红艳认为,小说《阵痛》可以当作陕西农村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史料”去看待。《阵痛》描绘出的不仅是文化发展上的“阵痛”,也细致地道出了民众思想转变中遭受的“苦痛”。在一个历史大发展时期农民的心路历程非常复杂,既有对传统乡村文化消失的痛心疾首,又有对都市文化的恐惧与拒绝。作者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以反思和批判的笔法,用鲜明的倾向性细致地写着当下社会鲜活而又令人迷茫的问题。作品映照出当下农村发展繁荣与凋敝相互共存的现状,人思想保守与开放共生的复杂境况。这对此前纷繁喧嚣的文化娱乐产业发展是一种警醒和反思,其中充满了最深切的人性追问。 韩红艳表示,《阵痛》直面社会现实,探求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思想情绪和生活态度,揭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作者用朴素流畅的语言,塑造了各色人等,在读者的阅读中,浓浓的秦人风土民情扑面而来,秦人的方言俚语,爱恨情仇、率真质朴、保守落后,都能触摸可见。但是,作品面对日益复杂的转型期的乡村现实,表现手法比较陈旧,缺乏一种现代意识。 咸阳市文联副主席王海表示,作者深入农村生活,了解农民,了解农村,揭示了一个用淳朴民情和村民道德底线做试验的改革必然会自食其果,这是一部在阵痛中让人反思的阵痛作品。当前许多作者笔下的农村,有的是在抒发自己的乡愁,甚至把农村当成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范畴来写。一些作家对转型中农民的心理不了解,对近些年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模式不清楚,对农村伦理关系出现的变化不熟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世界的伦理道德、文化秩序,还有生活方式、对大自然的记忆,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杨焕亭说,作家的责任是一种自觉,一种动力,不管有没有外来的因素,责任始终是一个恒定的常数。社会变革中进步与倒退的交错、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平衡,特别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是作家们重点观照的对象。变革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我们不能愧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要深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讴歌时代。 (责任编辑:梦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