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瑞娴小说集《前世飞来的蝴蝶》《哑女的草原》

        才女作家瑞娴

    中国传媒联盟 据 中国全民记者网 讯：当代小说存在着某种让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读者和批评家充满着对新作的热情期待;另一方面，作家囿于自我，在个人经验里打转，难以走出虚构。

　　在此意义上，当代小说面临诸多困境：作家怎样从个人话语建立公共话语?小说如何处理好人性和生活的复杂关系?又如何在作品中追寻文学的文化价值?

　　优秀的文学，是重视真实的，它的目的是通过某种世俗和情理还原人性的本真，由此，人们无需诧异，我是怎样从喧哗与骚动的当代文坛中挑举出瑞娴的小说。

　　我肯定瑞娴的写作。

　　但凡好的小说，都需要细细揣摩。瑞娴的小说，中篇居多，也恰是这样的中短篇，让读者见识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功底。在《哑女的草原》和《前世飞来的蝴蝶》这两部小说集中，瑞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隐秘的、巨大的人性世界。

　　在当代文学创作理论中，写作伦理的研究至今都还不够充分与深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般性地阐释文学作品还是在有关文学和艺术的生活中积极实现着人的本质?

　　回归人性的创作，实际上就是要把握文学和人性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应该怎样表达?如今，回过头来看，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在理论上的规范性表述，或者是表达。回顾实践，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足够关注，这种缺失，这种不理想，需要在文艺实践中进行弥补。文学伦理学的含义不是西方哲学的界定，而是寻找人生存的意义。瑞娴的小说集《哑女的草原》《前世飞来的蝴蝶》，使文学成为洞察人性的重要入口。事实上，瑞娴的笔端从未脱离过人性，她对古老小镇粗犷的自然风景的描写，对善良淳朴的人情的赞美，对近似素朴生活的向往，通过温婉又略带尖刻的笔调，诗化又略显忧伤的语言，呈现出独特的人性底色。

　　那么，她的独特到底在哪里?这需要一场自发而起的学术上的审视与清理。

　　这两部小说集中，有一系列描写时代悲喜记忆的作品：《吹笛少年》《泪伞》《前世飞来的蝴蝶》《一生》《最后的马》《朝天吼》……其中有三篇描写民国时期小镇生活的作品《似乳双冢》《绑票》《麻脸黄》，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陈年旧事的味道，温暖而又苍凉，遥远却又充满细腻的质感。它们都与时代的记忆有关，触摸并挖掘着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硕之下的扭曲和转变：

　　“我们想将它留在院子里陪我们做人，而它，只想做自己的狗。它与我们，原本就属于两个世界。也许，不管当初如何的相依为命，到最后，每个动物都只能留给人怅然若失的结局。我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皮蛋，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在那样的环境里，连狗都要出走!’

　　——这篇小说的题目叫《布什与我们的生活》。

　　瑞娴的小说有时就是这样直接和残酷：布什是一条狗，而我是被荣华富贵圈养在家里的一个寂寞宅女。布什对应着被养在金丝笼里的那个“我”，它渴望天天在街上流浪，它与“我”同病相怜，它与“我”都心有不甘，而面对现实，一个选择了孤注一掷的逃离，一个却在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继续纠结着，衡量着得与失。小说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悬置揭示了个体主体性的危机, 进而提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的诘问。外部世界的不可消解在人的心灵世界投下几许阴影，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意识的朦胧，小说在意图建立自由的个体意识之外，更渴望触摸人性的核心。

　　在经验的层面上，《一生》用几个片断反映出了时代变迁的脚步，从建国后困难时期的乞丐遍地，到大包干、改革开放……时代在变化，而乞丐小讨却始终没有摆脱“讨”的命运，几个简洁的历史片段，构成了一个东方女人悲剧性的一生。瑞娴在历史进程中审视人性善恶，在时代大背景中挑开善恶撕杀的面纱。在哑娘身上，我们看见无数底层妇女的挣扎，伴随摆脱不了的自身弱点和劣根性，她们以哑的方式还原人性的本来面貌。

　　《最后的马》是以马的视角透视城镇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乡村的吞噬与冲击，精神无所归依后的无奈与逃离。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有时是软弱无力的，权力、商业化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使文明带有的诗意美感在现代化中失落了，导致非理性的幻象与谬误，似乎这种精神只能成为想象中的美丽风景。科技文明的产物诱导了人无穷尽的物质欲望，承载了或善或恶的力量，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这种物质利益的争夺，扭曲了人性，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马突然前蹄腾空，鬃毛飞扬，居高临下地迸发出一声可怕的野性的嘶鸣，尔后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双耳倒贴、长尾挺直，呼风猎猎地向远方狂奔而去!”——活在喧嚣现实的人们，何尝不想像这匹老马一样逃离都市，去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最后的马》给我们接通了一个广大的视野，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对物质利益和现世幸福的追求，这本有其合理性，无可厚非，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常常失却价值判断，泯灭了善与美好。瑞娴的作品清醒地发出了这样的诘问：面对文明的危机和整体社会人文精神的萎靡，作家应激起怎样的责任意识?文学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姿态?是随波逐流，追寻欲望的脚步，还是坚持自身，反身而行?作家能否保持一份理性与清醒?

　　瑞娴曾阐述这样的观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在一个人身上有绝对的善，绝对的恶吗?恐怕更多的是一个和谐的矛盾体罢了，就如同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却又不得不相依共存。就如同一朵小花，在粪土和废墟上泰然自若，绽开它连时间都摧残不了的美丽!

　　恶是人性中的一种阴暗因素 ,是与善同时俱在的破坏性形态，但在人性的本质中又是不能被忽视的因素。瑞娴的小说中,从来不回避人性的粗鄙与险恶,但最足以称道的是，她在一种不加渲染的平实的笔触下，展现了善与恶交替变化的轨迹。比如《绑票》，它有着清晰的历史背景，但她似乎无意于复写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更多的是剖析真实历史场景下的人心：阅尽世事的老私塾先生白神仙，丑陋阴郁的看票人驼子，鲁莽自私的小伙杌子，天真无邪的孩童板凳，胆小懦弱甚至有些猥琐的薄饭二哥……在乱世的景象里，人性的邪恶与善意神秘地交织在一起，在压抑绝望的囚屋暗处，充满了闪烁的亮光和温暖。难怪《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任、青年评论家李云雷说：“瑞娴的中篇小说《绑票》一篇我很喜欢，它将一个严重的绑票事件写得很幽默、生动、鲜活，在当下的小说中似乎还很少见到。”

　　瑞娴说：《绑票》与以往描写土匪的小说不同，因为它写的是土匪的人性!驼子这个看票者,对于几个被绑的“票”,竟然没有具有足够的优越感对其居高临下，他的命运，其实比被绑来的人更低下和悲惨——起码人家是具有被绑的价值的，而他一无所有，所以他反复强调着“我看票，只不过为混口饭吃”。在荒野中的囚屋里，驼子将藏在笸箩的鸡蛋全给了病中的孩子板凳,却还是遭到了板凳哥哥杌子的质疑。板凳和白老汉的死使驼子深受震动,他灵魂深处的善开始复苏，开始在与被绑者的交流中表白自己。最后明知自己有性命之忧，也不再挣扎反抗，只将镣铐的钥匙压在白老汉坟头的青砖下，考验被绑者的良心——这黑色幽默的一笔独出心裁，刹那间,土匪驼子还原为当初那个贫穷良善的驼子，他死了，而他的灵魂完成了人性的复归。他倒地时，手上还戴着孩童板凳送他的那枚草戒指，一位地位低下面目丑陋的看票人内心深处天真的一面，令人心碎地展现出来。

　　善与恶不会永远对立，在被绑了几天几夜的极致环境下,已成为“肉票”的杌子决定孤注一掷, 求生的本能及人性深处潜藏的恶，使他毫不留情地掐断了看票人驼子的脖子，一屋子的人逃脱了，但人性中的某种真正的美好却失落了，特殊的环境使人变得异化而扭曲。

　　《绑票》为人性的多面性和善恶交织的复杂性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注解。小说从价值层面、文本层面以理性和审美意识揭示了人本身的生存意义。

　　《似乳双冢》是一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小说，横跨了两个时代。“大娘”和“婶”都是为富足的王氏家族传宗接代的女子，在各自的儿子不幸夭折,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与痛苦后,两位母亲先后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这时她们的生命中出现了“我”，她们把对生活的拒绝和憎恨全部转化成了对“我”的爱。因为“我”，两位母亲用自己人性的光辉照亮了残败不堪的苦难世界：

　　“杏树下的土院是寂寞的，两个女人心照不宣地恪守着各自命定的位置。大娘自己住在上首的土屋内，孤独;母亲领着几个儿女住在下首的土屋内，一样还是孤独。她们居在同一个院中，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从没听大娘说过母亲的不是，也没听母亲说过大娘的不是，更没见她们像村里的泼妇们那样指天拍地地对骂过。她们好像从没有过仇恨，也从不相识。她们在彼此那里，等于一个影子。挎着篮子到同一个草垛撕草烧饭，一个在垛这边，一个在垛那边，筐满了，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相安无事地走开。一会儿，炊烟就在各自的屋顶飘起来了。”

　　两位母亲，“大娘”和“婶”(妻和妾)，一生都在情感的归宿中挣扎，“到回归泥土时，才有了各自真正的尊严和位置。纸线烧过，云烟西去……两个娘的坟相依相偎着，如一双无法分割的乳房。”小说关于两个女人惨痛的过往，以巨大的沉默隐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而两位母亲自觉地互担义务和亲情，却温暖得催人泪下。结尾处，两座相依相偎的坟丘，天衣无缝地完成了“乳房”的隐喻。

　　与其他文体相比，中篇小说是有难度的创作，无论是乡土味道的《麻脸黄》，还是以自叙形式发展故事结构的《吉教授的江湖》《前世飞来的蝴蝶》……作者都是从人性出发，呈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状态与世态百相。

　　总之，瑞娴的小说展现出一股强大却又尚未引起关注的写作伦理任务——善与恶的非对立性的人性书写。

　　这样的写作任务具有怎样的文学和文化意义呢?

　　从学理的角度看，众所周知，文学的价值可以是多元的，人性书写的模式也不仅仅限于二元对立，它应该包含曲折生动的丰富蕴含。因为消费文化的影响，新世纪作家的价值观更多就是消费观，作家创作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得奖、扩大发行量、改编剧本等等，实际上是这样的价值游移颠覆了文学应有的人文价值，我们的文艺理论、评论也受到了拜金主义的影响，甚至有价值观是非不分的程度。价值的位移，丧失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感悟能力，颠覆了真正的本义，更破坏了理论建设应有的生态环境。这一问题的突显，使我们从事文学研究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在当前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其中文学伦理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而瑞娴的小说写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文学首先是物质，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会有多层次的意义。一定的文学的物质生产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物质条件，来源于人们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建构和重构，而任何一种文学的感性认识都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的人性、情感的表达。瑞娴小说的伦理任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如何调节人性善的存在和人性恶存在的两个维度上，在文学如何面对两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上，透露出文学的文化价值。当人性善被假定为是对高尚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人性恶则是现实无法逃避的对利益的追逐，是文学无法忽视的个体自我实现的真实体验，尽管这是一种虚假的满足。瑞娴的小说融合了人性的两种存在维度，它们交织又分离，扩大了人性在文学之中的生存范围。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地携带着在解释中，不仅文本本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的因素，也有意义，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资源占有的差别，不公平的竞争，对物欲的无节制追求，使贫富差距拉大，当下的物欲横流的现实使人文价值立场沦丧，人性异化，伦理道德崩溃，价值观倒退，文学的审美价值削弱，物化的年代经济学染指文学，造成人与自我的失落。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不断被边缘化，人性或者说人文关怀不再是人们作为读者固定不变的阅读需要，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致文学的虚化，被商品、图像、资本笼络和收买，所以文化建设更应该转变一种权利场域下的叙述，而回到文学本根上来，让文学自己说话。瑞娴小说集中的“哑”就有着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隐喻，它的根本点是要解决文学作品如何说话的问题，闺房写作般的喃喃自语和变体式的夸张夸大都无法接通灵魂，终究，只是些不成功的个人表达。当然，产生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文学不能脱离既有的文化文本，但只有“文学重返公共立场，担当起弘扬诗性正义的社会使命，才可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审美关系。”

　　在当代小说经历了个人自说自话式的经验话语之后，瑞娴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文学正以另一种面目延续——文学艺术还原着应有的人性本质，重申着一种文学写作的伦理尺度……

作者孙婧博士

　　(孙婧：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

　　作者简介：孙婧，女，吉林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作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