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深情注洞庭 回眸处尽是师恩（外五篇）

——纪念作家萧军逝世三十周年

杨远新

 

图为本文作者著名作家杨远新

    中国传媒联盟 讯：1988年6月22日凌晨零点48分，萧军走完了他81年的坎坷历程，到另一个世界追寻半个世纪前曾微笑地注视着他的鲁迅先生去了，这一去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我从未忘记萧军访问西洞庭湖的情景。

    那是1985年6月14日下午，一辆乳白色空调车，从雄峻的湘西大山中驶出，来到西洞庭湖畔的汉寿县，在县招待所“索园”大门口缓缓停下来。叶君健、峻青、陈模、于雁军、未央、周健明、谢璞、金振林、曹文轩、黄世衡等相继下车，大家没有走，恭候车门两旁。这时，一个满头银发，武墩身材，穿银灰色褂子的老人从车门里移步出来，两只矍铄有神的眼睛扫视着四周，黑红宽阔的脸膛上挂满了愉悦的笑意，朗声说道：“武陵山的空气甜，这西洞庭湖的空气更甜呀！”这就是萧军，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大家簇拥在他身后，恰如众星捧月。萧耘更是没有落后半步，长得很像爸爸，结实健壮，爽朗大方，举止言谈，无不打下爸爸的烙印。爸爸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尽到做女儿和秘书的双重责任。

    晚上八时，当地的领导在索园二楼会议室看望应邀作家。我考虑到萧老已是耄耋之年，登张家界、游索溪峪、走桃花源，几日几夜的长途跋涉，此时应该充分保证他的休息时间。于是，我走进萧老的住房，低声征求萧耘的意见，正在一旁看书的萧老打断我的话，道：“你不要将我隔离，我要和大家一起活动。”我本来在萧老面前有些拘谨。此时，他这一句话，顿使我倍觉亲切，心头的紧张情绪不翼而飞。

    会议室里，洋溢着热烈、欢快、融洽的气氛。萧老作了简短的发言：“承主入的看重，邀请我来洞庭湖访问，我很喜欢。还是年轻时，读了范仲淹老先生的《岳阳楼记》，就萌发了这个念头。几十年风雨飘摇，人生坎坷，一直未能如愿。这次，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我要抱住洞庭湖，痛痛快快地亲几个吻，还要和乌龟、甲鱼、湘莲、芦苇交朋友。”风趣而幽默，逗得大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别人发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保持军人的坐姿。五十多年前，他曾是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的高材生，因打抱不平，得罪了长官而遭开除。他索性弃武从文，用手中的笔与腐朽黑暗的恶势力进行战斗。但他没有丢掉军人那种英武豪迈的气魄，更没有沾染上旧文人那种懦弱迂腐的气质。此时，所有与会者都不时朝他投去崇敬的目光。
 

    第二天，天知人意，太阳早早地升起，照耀着八百里洞庭湖，南风吹来，夹着稻花的幽香，莲荷的清馨。萧老比太阳起得早，做完全套气功，洗个澡，又在树木花草丛中漫步，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吃罢早饭，作家们驱车来到特种水产科研所参观访问，入眼而来的美丽风光，立刻把作家们迷住了。一圈红色砖墙，围住一方棋盘格子似的鱼池，蓝天白云，绿杨翠柳，倒映池中。每块鱼池当中矗立着一座长方形的土台子，长满桃、梨、橘树，嫩绿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吹拂，轻轻摇曳，好似向贵宾们点头致意。

    主人一边带着大家参观，一边介绍这里的情况。萧老听得十分认真，眼睛不停地观察四周。当走近牛蛙养殖池时，主人示意大家安静，顿时，队伍停止了说笑。萧老轻轻靠近红砖围墙，踮起脚，昂起头，目光投进池里，只见池子四周的桃树底下，密密麻麻地蹲满了一只只绿背脊，红眼睛，身大如甑钵的牛蛙，他感到很新奇，问：“它们为何都这么老实?”主人对他说：“它们是在歇凉。只要听见一点响声，就会跳进水里。”萧老听了，低头看看脚旁。萧耘立刻心领神会，机灵地一弯腰，捡了一颗鹅卵石，递到爸爸手上。萧老向牛蛙群里轻轻扔去。牛蛙纷纷腾空跃起，落入水中，好似跳水运动员作精彩表演。萧老畅快地笑了，连声赞叹：“独特！独特！”主人告诉他：牛蛙是从古巴引种进来的。1962年，古巴总理访问中国，为了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特意用飞机捎来了20只牛蛙，送给周恩来总理。根据牛蛙的生活习性，周总理派人送到洞庭湖繁养。

    往前走，明镜般的池水，冒出无数个小黑点，飞快地向掌声响起的这边移过来，随着掌声加重加快，每个小黑点往上一伸，露出长长的颈子和圆形的背脊，恰似无数只扬帆的小船，朝掌声驰来，越聚越多，越聚越密，很快盖过半边鱼池。这时，养殖工人端起早已准备好的饵料投进池里，那一只只小精灵欢快地争抢。作家们都赞不绝口。萧老眯缝双眼看着说：“这真是奇迹!不到洞庭湖，坐在家里，怎么也想不出来的。”主人当场表示：给每个作家赠送一只小乌龟，带回家中饲养，给生活添一份情趣。作家们连声表示谢意。萧老说：“等它长大了，我要带它回乡探亲呢!”宾主都畅怀大笑。

    这天来参观的作家，数谢璞最年轻，53岁，他领先跨过一道排水沟，到了对岸。接着，58岁的于雁军，63岁的陈模，71岁的叶君健，都不要人搀扶，相继跨了过去。这时，我欲搀扶萧老，他挥挥手说：“你不要看不起人，他们能行，我就不行?！”说着，顺利地到达了“彼岸”。他就是凭着这种精神，熬过了20多年的苦难生活。1980年，他终于重新回到告别多年的文坛，他曾诙谐地把自己比做“出土文物”。

   上了车，萧老风趣地问我：“下个节目是什么呀?”大家都被他逗笑了。汽车在一段坑洼不平的废堤上行驶，前两天下过大雨，低洼处积满了泥水，这是参观汉寿县林科所的必经之路，别无选择。汽车终于驶进了林科所，凭窗而望，满眼是绿树，满眼是碧水，灼人的南风，穿过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杨树林，似乎变成了一股股清溪，一道道细流，凉爽，湿润，而又鲜甜，车和人在林中大道上穿行，有进入亚热带森林之感。当萧老得知这里的意大利杨树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奖励时，兴奋异常，忍不住拍拍我的肩，意味深长地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毅力！如果刚才打了回转，就不能得到这美的享受呀！”三十三年过去，这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作家们不顾炎热和疲劳，又驱车沧浪渔场。走进渔民黄贤湘家的小院，红花，绿树，簇拥着一栋精巧别致的红砖瓦房。热情的主人已将鱼宴摆放在大厅，邀请贵宾入席。桌上有道菜名叫“蝴蝶过河”，俗称才鱼片汤。萧老觉得味美可口，高兴地起身，端杯，走进厨房，向掌勺的女主人童梅秀进酒，并伸出大拇指称赞。接着，他拉着黄贤湘、童梅秀这对能干而优秀的渔家夫妇，朝摄影师招呼：“来吧!请给我们留个影。”

    下午，瞻仰烈士陵园。作家们肃立墓前，听人介绍詹乐贫、熊琼仙二烈士的生平事迹。末了，萧老流下了热泪，颤抖着声音说：“没有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他向烈士墓作了九十度三鞠躬。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萧老的住房，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萧老仅穿一件白背心，端坐写字台前，埋头挥笔泼墨，在他身前身后，床上床下，铺满了一幅幅墨迹未干的题词：

    悼詹乐贫烈士墓：“碧树青天，烈墓巍然，千古英风，民俱尔瞻。烈士牺牲时年甫二十八而人中豺狼竟将其杀害，我辈能有今日之自由与幸福，胥自他们洒热血，抛头颅所致之也。”

    悼熊琼仙烈士墓：“拯民水火中，遑论半边天，烈土悲英风，衷心思惆然。烈士赴义时年甫二十四，此正风华正茂时也，而敌人竟杀之。此恨绵绵无尽期，愿后来者，铭而之志诸，幸甚！”又在作家峻青为烈士陵园作的画幅上题写了：“矫矫孤松，亭亭牡丹，松以撑天，艳播人间。”

    这字字句句如同进军令，三十三年来一直激励着汉寿县人民沿着革命先烈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把两千多平方公里大地建设得像花园一般美丽。

2018年3月10日于北京世纪城

 

洞庭长江一情牵

——忆作家叶君健

            杨远新

    第二届沧浪笔会邀请的诸多作家中，有一对特别耀眼的夫妇，堪称人间的天仙配，那就是著名作家叶君健和他的夫人苑茵。他俩相貌出众，都身材魁梧，都满头银丝，都双眼如炬，很难用英俊潇洒、漂亮美丽来描绘这对年过七旬的美男美女。他俩气质出众，举止懦雅，谈吐非凡。他俩情感出众，走到哪里都是携手相牵，互敬互重。他俩作品、名声出众。由于这么多的出众，这对尊敬的作家夫妇无论出现在哪里，都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他俩在汉寿影剧院作文学辅导报告，1200多位听众鸦雀无声。当他俩走下舞台时，听众一致鼓掌不让走，自觉排起长队，请求苑茵老作画，君健老配诗。他俩不厌其烦，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我看到两位老人累得满头大汗，实在不忍心，安排几个年轻力壮的作者，将他俩抢出了影剧院。几天紧张的活动，苑茵老累病了。接下来游览目平湖，苑茵老早餐粒米未沾，却坚持要去游湖。面对湖上美景，她的病也仿佛好了，挥笔作了一幅画，叶老立即配诗：“水鸟鱼鹰耕牛，齐立芦苇滩头，遥遥凝望，洞庭湖上一叶扁舟。”这是二老留给汉寿的无价之宝。

    时光如梭，五年之后，我在湖南湖北两省联合举办的“长江轻舟轮笔会”上，又见到了我日思夜念的叶君健老师，他仍如“沧浪笔会”上那样矫健硬朗，上船下船，登山爬坡，他从不要人搀扶，我几次向他伸出手，他笑着说：“我还行。”每到有纪念意义的景点，他都会招呼我到他身边，与他留下合影。让我最难忘的是他登上三峡大坝，眺望长江时的神采，满头银发闪亮，两眼熠熠生辉，目光仿佛穿透了历史的长河，悟出了人间真谛。几天笔会下来，我与叶老的感情就像洞庭水，长江浪，越来越深，难舍难分。临别时他给我留言：“远新为繁荣湖南，特别是汉寿县的儿童文学、文化生活和作家培养作出了贡献。”这既是他对我的鼓励，也是他对我的希望。多少年来，我未有一刻忘记。

1990年5月于武汉大学作家班

 

忆作家贺宜

杨远新

 

    1987年8月20日，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老师逝世了。这天，我刚从风景秀丽的南岳参加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授奖会回来，突然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浑身的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我默默地伫立着，向东遥望，请滚滚洞庭水，滔滔长江浪，捎去我对这位尊敬的师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腔哀悼之情。他当年在迷雾中给我指路的情景，又历历浮现眼前。

    那是1976年初春，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乘车坐船，抵达上海，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第二天上午八时，我们盼来了仰慕已久的老作家贺宜。他由王华良陪同，笑吟吟地踏进了我们的住房。街上的浓雾，染湿了他那满头向后倒梳着的银发，宽阔的额头泛着一层亮光，眼镜片上也沾满了水汽，睿智的眼光穿过镜片，不时朝我们抚视，他在木椅上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王华良谈关于长篇小说《春柳湖》的修改方案。

    我们这部作品，取材于汉寿县沧港公社捕捞大队。这里的渔民，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泊，岸上没有栖身之地。1964年，他们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连家渔船，实现陆上定居的指示，在党支部书记黄贤湘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崭新的渔村。我们以此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于1974年写成第一稿。此后，在修改过程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作品的时代背景完全放在了“文化大革命”中。

当时，我初次写作长篇，一听王华良谈作品的不足之处，头上就冒大汗。贺宜一直坐着静听，他不喝茶，不抽烟，也不活动，始终挺胸抬头，两手平放在大腿上，他那方正而略显浮肿的脸膛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说：“还是先听你俩谈谈生活素材，再讨论修改方案吧！”

    于是，我们谈了整整一天，贺宜一手捧着小本子，一手握着钢笔记录，从不打断我们的谈话，有要详细了解的地方，他就另外用一张纸记下来，放在一旁，等我们讲完一段，他再提问。他喜欢追问人物的身世和细节。他认为有趣和重要之处，还立刻复述一遍，兴趣盎然。一直到下午六点钟，我俩才住了口。

    这时，贺宜合上小本子，说：“有这么多宝贵的生活素材，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你们除了熟悉了解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以外，还到过别的渔村吗?”我俩摇摇头。他说：“搞创作，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打井，还要拓宽视野，扩大生活面，动笔之时，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写出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老王，我建议还是不忙于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你带他们到上海的渔村去看看，尽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临别时，贺宜用抱歉的口吻说：“明天我还要同黑龙江的一位作者讨论他的作品，不能陪你们去参观，真是对不起。”那时，他已是62岁高龄的人了，看上去身体不太好，说话气喘，我们穿毛线衣，他却穿棉衣。可他忘我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着，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上海市郊的丰浜公社水产大队。回去后，贺宜询问了我们参观的感受，他听了很高兴。我以为这下该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了。哪知，他又亲切地说：“写渔民，不能只熟悉渔民生活。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广采博纳，凡能接触到的生活，都要尽力设法去接触。老王！我建议你再带他们到金山石化总厂、浦东造船厂等有特色的几个地方去参观采访，怎么样?”

    他还是那种商量的口吻，可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却使人感到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容否定。我心里不高兴，暗暗嘀咕：生活！生活！我来上海不是为了熟悉生活，而是为了修改作品。像这样谈论生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时才能出书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门口，他转身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杨！别急。你看过妈妈做鞋吗?鞋子好歹，不在于把鞋底子和鞋帮缝拢来的那几下，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子。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体会。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作用。”

    现在想来，他的话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加工、提炼，切忌照搬生活。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也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我国淡水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我们在创作时，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很婉转，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出其中的含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当时，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都很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长，还辅以动作，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这样讨论了十多天，最后，贺宜言简意明地说：“写作品，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爱与恨，苦与乐，提倡与反对，等等，一切都隐含在文章中．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违背生活的真实，任意胡编乱造，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文人，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说这话时，他显得激动难捺，满脸潮红，手足发抖，眼镜也滑到了鼻梁尖。

    还是春天，还是多雾的季节，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离沪返湘。

    正在修改《春柳湖》的过程中，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期间，贺宜连续来信，没有只字责备，只是反复闸述曾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点。谁能想到“四人帮”的倒台，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并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谁能想到：贺宜、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四人帮”进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还把我们当时坚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他们的意见，并承担全部责任。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同时，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慰。这样，我俩便很快得到“解脱”。

    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亲切教诲，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触．1978年，我的报告文学《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香飘万里》出版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寄给他，并请指教。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坚持深入基层，熟悉生活，勤学苦练，步步提高。我多次从朋友口里听到：近年来，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症，捏笔手就抖动，痛苦异常，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坚持写作两三百字。他为《小溪流》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神猫奇传》等大批中短篇新作。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贺宜文集》，约二百万字。这些，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贺老没有离世，他的高贵人品和杰出作品，像巍巍南岳山，似滚滚浦江水，永远存留在天地间。

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

 

满腔悲情悼恩师

——忆汉寿县创作组组长曹一心

              杨远新

 

    我的文坛第一位恩师，我的政界第一位领导，我最值得尊敬的长者曹一心（曹逸兴）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9月22日13时58分在株洲与世长辞，享年75岁。这是他人生最后拥有的巨大福气，因为株洲这个地方山好水好人好，因此他走得安详、走得坦然，我听见他边走边说：“谢谢株洲的领导，谢谢株洲的人民。”

    一心先生的去世，给我们带来了共同的悲痛，他的去世，给我们造成了共同的损失。因此，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这里，表达我们对他的哀思和悼念。

    一心老师于1931年农历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安乡县安成乡一户普通人家，父亲亦农亦商，懂得知识的重要，想尽千方百计供他读书。他读过私塾班，进过全日制学堂。他原本叫曹博官，为庆贺抗日战争胜利，改名曹逸兴。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取了笔名曹一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7岁的他在汉寿县六区参加革命工作，任小学教师、学区校长，完全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六区联校校长。1954年担任治理西洞庭湖工程秘书股副秘书长。1955年任汉寿十区办公室秘书。1956年调汉寿县委办公室工作。 1958年调《汉寿报》工作。1960年回汉寿县委办公室工作。1968年抽调到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 1970年2月调汉寿县文化站工作。 1972年3月调汉寿县革委会文化组工作。1972年5月成立汉寿县革委会创作组，他被任命为创作组组长。1981年他临危授命，调任汉寿县文化馆馆长，一干就是十年，直到1991年9月光荣退休。

    一心老师17岁投身革命工作后，曾参加过清匪反霸，土改、从事过教育，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等工作。我是在一心先生授命组建汉寿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出任组长时，开始在他身边工作，从此与他结下了一生的工作情和师生缘。三十四年前，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就因为我写了几篇不太像样的文章，县委把我调进了县革命文化站，担任《工农兵文艺》编辑和文学专干。他组建县创作组，需要老中青相结合的创作人才。他看了我几篇作品，便力排众议，把我从文化站调到创作组，安排我从事曲艺和小型戏剧创作，后来又根据我的特点和工作需要，安排我从事文学创作。从此，我不仅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而且在他的率领下，共同创作长篇小说《春柳湖》，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风雨。我在他身边一直工作到1981年，十年时间里，朝夕相处，创作上耳提面命，情感上耳濡目染，特别是在渔村体验生活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俩一间房，一张床，一盏灯，灯通宵长明，因为我习惯上半夜写作，他习惯下半夜写作。往往是我上半夜写出初稿，他下半夜进行打磨修改定稿。此后尽管我辗转武汉、长沙求学和工作，我们师生的交往从未间断，他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我的楷模。

    他是一个好党员。他最大的特点是光明磊落，只夸他人之长，不道他人之短。我们创作组4个人，经常为写作上的事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桌打椅，过后又团结得像一家人。因为他总是倡导：同志就像夫妻，没有不吵架的，吵架了没有不和好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直是保持着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原则，不害人，不坑人，他待人宽厚，他喜欢人才，也极力培养人才，他的品德一直受人尊重。他在汉寿县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曾有同志搞过他的小动作，他却总在背后肯定这个人的长处，这个人在家庭生活，子女就业上有困难，他暗中相帮，不让这个人知道。他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贞不贰，将原名逸兴，安逸而兴旺，改为一心，一颗赤心，永不变色。

    他是一个好作家。他9岁丧母，凭自学成才，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写过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工作总结，新闻通讯、散文、特写、小说，报告文学共500多篇，在全国，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摄影作品100多件。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30多万字，曾获湖南省政府首届文艺创作奖。1978年，湖南省作家协会得以恢复，他是首批被发展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了首届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他总是用微笑的眼光看社会，看生活，特别注重宣传先进典型。他那支锋利的笔，在五十年代推出了全国农村合作化先进样板小港十三队，六十年代推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红菱湖大队，七十年代推出了全国水产战线的先进典型沧港公社捕捞大队。全国退伍军人的先进典型戴笃伯。他也因此而名扬省内外。

    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思维敏锐，观念超前，博学多才而又注重提携后人。他一生中培养了数百名党政要员和写作、文艺人才。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现任常德市德山开发区党委书记周国忠，现任张家界市地税局局长刘云迪、现任汉寿县政协副主席崔建明，原副主席杨任重等等，都在从政、写作上得到他手把手的辅导和指教。我本人更是长期受到他的特殊教育和特别帮助。事业上，他是我的严师。我初到他身边从事写作时，基础差，写出的文章不尽如人意，他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总是一字一句的帮我修改。我在他身边工作10年，他送我参加省内外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达60多次。他还把我推荐给省内外的著名作家和编辑。这使我的写作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有人说：县里是培养不出作家的。他则坚定地认为：县里一定能培养出大作家。我在他的无私培养和哺育下，出版专著22部，出版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长篇纪实文学《红颜贪官》等1000多万字，48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级文学创作大奖。我是全国200万警察队伍中第一个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的警察。我是资历较早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生活上，他是我的慈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每年四五月，我家里就揭不开锅，他四处给我设法弄粮食指标。我和妻子陈双娥结婚，是他和他的妻子、我的师母陈慧珍一手操办，既热闹，又实惠的婚宴婚礼在他家举行，朋友们都夸他两老既是接媳妇，又是嫁女儿。他和师母累得直不起腰的身影此时仍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我儿子出生前一个月，我身患重病，危及生命，又正值春节来临。他和师母用板车推着煤炉煤球到医院，为我和妻子做年饭，并丢下亲生儿女们不管不顾，和我们在医院团年。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团年饭。如今我家庭温馨美满，儿子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并出版了专著。这得益于一心恩师和师母的言传身教与帮助。一心恩师对我的情书写不尽，给我的爱倾诉不完。

    他是一个好领导。他担任县创作组组长期间，千方百计为我们改善创作和生活条件。他首先解决书荒问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从全国各地采购图书，建立创作组图书柜。创作组有两位同志人到中年，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他多次向有关领导汇报，得到重视，将两位在乡下工作的家属调进了县城工作。他任县文化馆馆长期间，他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埋头钻研，论文《论文化馆的现代化建设》等获省论文奖等。一心老师工作积极，特别善于思考，工作上钻劲十足，有特别强的进取心，在当馆长的日子里，他工作从来没有日夜，他深深热爱群众文化工作，也深深了解群众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他紧跟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他不拘小节，大刀阔斧，在群众文化工作上进行改革，从乡到县，他对群众文化工作进行大力宣传，几年中，他主编并印制了五十多万字的群文资料，派人下乡办文化站，送资料给县委，彻底改变了汉寿农村文化工作的状态，做到了乡乡有文化站、站站有文化专干，站站有文化活动阵地，有活动等，使汉寿县文化馆工作跃进了湖南省农村文化的先进行列。他被吸收为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并担任常德群众文化学会理事。他还被评聘为副研究馆员。十几年里，他狠抓了文化馆干部的素质教育，人才培训工作，他以工作任务规定文化馆工作人员自考大学，并组织出外学习培训，在短短几年培训出了大专生四人，中专生七人，在业务上填补了汉寿县文化馆在省级以上没有发表文艺作品的空白，为汉寿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心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工作、生活作风仍然萦绕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将学习他顽强学习，兢兢业业，不知疲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待人宽厚，热爱人民事业的高尚品质。一心恩师的躯体驾鹤离去，他那慈祥的音容，他那善思的灵魂，他那美好的人品和崇高精神将永驻蓝天碧水间。

    一心恩师！你在天堂千万不要像在人间那样不息的忙碌！请你相信：所有爱你的人，所有你爱的人，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完成你的未竟事业！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就是我的恩师曹一心树立在我心目中的不朽形象。
 

    请我的师母和妹妹弟弟们节哀！让我们化悲为爱，把爱溶化在今后的生活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和纪念。也是他所希望的。
 

    在此，我向所有出席追悼会和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领导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年9月24日9时于株洲

 

怀念总编赵耀升

         杨远新

 

    一个人做了好事，会令人永远怀念，无论这中间经历过什么，这种怀念并不会被消减。《当代警察》总编赵耀升在我面前做了好事，有恩于我，我永远记得他，永远怀念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怀念、感激之情简直到了一种不能自拔的程度。因为他对我的恩，越来越显示出超越时间、空间的意义。

    我认识他是1990年5月24日，我怀里揣着武汉大学的一份毕业生推荐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所处位置是当时的公安厅二办公楼二层靠南居中的一间大约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里。

    为了解决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难题，他费了很多心。一是利用他儿子与任XX的同事关系，找任的妈妈。任的妈妈李丽君是省供销社德高望重的副主任，分管人事。尽管有杨汇泉同志出面给她打了招呼，但要尽快得到落实，这中间如有关键的人物岂不更好。二是他多次向政研室主任方玉洁、副厅长李贻衡反应，要求以组织的名义，与省供销社联系，督促对方尽快落到实处。三是他和副总编刘春梅亲自出面，找到李丽君办公室，提出尽快调动的请求。如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他亲笔开具的介绍信：

 

省供销社人事处：

    我厅政研室干部杨远新的爱人陈双娥同志在汉寿县供销社任会计，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他们要求照顾调入长沙供销系统工作，为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现派我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耀升等两同志前来联系调动问题，请予接洽为感。

致

礼

湖南省公安厅政治部

1991.4.8

 

    陈双娥要调长沙，还存在一个由职工转为国家干部的问题。他又多次向李贻衡报告，要求以公安厅的名义关心解决。这中间，我自己找了时任汉寿县委书记左连生、常德市委书记庞道沐、市长蔡长松，拿到了他们的批示：作为关心高级知识分子特例解决。左连生派汉寿县人事局长亲自到常德市人事局出面协商。但真正要尽快落实到位，还必须有人进一步促成。李贻衡充分听取了他的汇报，并把这事放在了心上。一天，我刚到办公室，李贻衡打电话给我，要我把一份相关材料送到省人事厅的领导手上。1991年5月，李贻衡陪同省领导到常德检查防汛工作，赵耀升和刘春梅商量乘此机会，请李贻衡把我带到常德市公安局，介绍给相关的局领导。李贻衡允了他俩的要求，百忙中抽出时间，把我介绍给了常德市公安局主管人事工作的彭梅桃副局长，嘱咐他出面与常德市人事局沟通协商，争取支持。这样，彭梅桃副局长亲自把我带到了常德市人事局副局长柏炳忠家里。我把庞道沐的批示交到了他手上。他表示尽快落实。但他又对我提出建议：你是汉寿人，我们局长刘平政也是汉寿人，你如果找找他，能得到他的重视，这事办起来会顺利、快捷一些。其实，此前我已经向刘平政反应了这一困难和要求。也把庞道沐的批示交到了他手上。早在1971年，我和刘平政在金鹅大队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后来在汉寿县委会同一口锅里吃过几年饭。他对我的困难表示同情和关心。我向柏炳忠如实说了这一情况。他高兴地说那就很好。我一定从中尽快促成。

    由此可见，赵耀升把解决我们夫妻分居的问题，当成了他自己儿媳的问题一样操心费神。这怎能不令我怀念、感谢！

    由于有这么多领导关心，有这么多贵人相助，事情办起来一路绿灯。1991年11月15日，我终于拿到了湖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开具的（91）湘供商干字第75号《商调函》。

 

汉寿县供销合作联社：

    为照顾夫妻分居拟商调汉寿县供销合作联社陈双娥同志到我社安排工作，请按下列（二）项意见处理。

……

二、请将该同志的档案材料、现实表现和身体健康状况寄来，待研究后函复你处。

湖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人事处

1991年11月15日

 

    当我从省供销社人事处王原君科长手中接过这份商调函的时候，喜悦、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回到杂志社，进门就听到赵耀升同志问我情况如何。我把商调函给他看了，他二话不说，立马安排我放下手中工作，回汉寿抓紧办理陈双娥的调动。这时，我儿子已在大同小学上学，他知道我带着儿子生活的艰难。他恨不能一天之内就把陈双娥的工作调动办好。我既感受到了他个人对我的关爱，也感受到了组织给我的温暖。

   写在2016年秋赵耀升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

 

好人李启贤

             杨远新

 

    这个世界好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想做好人，但做好人也很难了。不是因为你想做好人，就做得了的。好人总是会被人记住的。我心里装着很多好人。李启贤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光阴飞逝，日月如梭，尽管他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过这个好人。我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提拔我做了官，也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工程。他是《湘江文艺》的小说编辑，他做不到那些事。那么是不是因为他给我编发了很多小说呢？也不是。翻开那个时期的《湘江文艺》可以看到，他没有编发过我一篇小说。我与他之间，买官卖官、买文卖文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利益是人世间交往的第一原则。我与他没有任何利益，我为什么会顽固地认他是好人，而且顽固地记得这个好人。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认识李启贤，是在1977年。我是作者，他是编辑。我向他投稿，他给我看稿。一来二往，几年时间，便培养出了感情。我尊称他李老师，他亲切地唤我小杨同志。

    1980年7月20日，他乘长途汽车来到汉寿，辅导我写小说。他对我的短篇小说《湖风多么清甜》，谈了如下意见：

    “小说与故事的区别何在？小说的结构可以变化多端。语言跳跃性大，活泼。故事主要顺着情节发展。故事要求有很强烈的动作性。语言口语化。因为是讲给人听的。小说反映生活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丰富。短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比较快，但由于篇幅有限，必须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加以描绘。短篇小说题材是没有禁区的。情节要有完整性。还要有吸引力。要做到情节有吸引力，就要留扣子，也就是说悬念。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讲究构思。长篇是顺着时间、事件的发展而发展。短篇小说的结构要求一个字：巧。长篇小说像大河奔流。短篇小说像一个盆景，玲珑剔透。”

    接着，他重点指导我如何刻画人物。因为在他看来，短篇小说成功与否，关键看人物是否塑造成功。

    依当时的交通条件，从长沙乘车到汉寿，顺利短则五六个小时，如遇上补路、交通事故等意想不到的情况，途中的时间就更长。那次李启贤乘坐的汽车，在宁乡就被阻塞了，接下来，经衡龙桥，过军山铺，均严重受阻。我在汉寿县汽车站接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多钟了。他没有半句怨言，一副乐呵呵的神态。见面第一个话题就是谈对我小说作品的修改意见。我内心真是说不出的感激。我对自己说：“杨远新你走了狗屎运，遇上了这世界上最好的编辑。”这一次李启贤对我的当面传授，让我在小说创作上受用了二十多年，如今仍在启迪我不断创新。

    李启贤不仅辅导我创作，还把为汉寿县培养文学骨干视为已任。

   是他提出建议，把湘江文艺小说笔会放在汉寿举办。康濯、郭味农、莫应丰、萧建国、张步真等几十位文坛大家云集汉寿，采访、创作、讲学，40多天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汉寿县的文艺人材的培养和创作质量的飞跃，给汉寿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这也是令我记得他的原因之一。

    与李启贤在一起，可以狂饮，可以探讨，可以争论。他是个狂放不羁的人。他又是个很讲究细节的人。有一次，汉寿县委的领导到县招待所看望他，临送领导离开他房间后。他对我说：“小杨以后你要注意礼节。”我张大眼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教我：“送领导走的时候，你要让领导走前面，你不能抢先出门。这是对领导的尊重。这是礼节。”此前，我一个农村出身的人，一个牛背上开始创作的业余作者，哪里懂得这些。是与他交往后，他给了我不少这方面的指点。他是真心关心我的，不然他可以不说。

    李启贤虽然没编发出我一篇小说，但他作为编辑，给了一个年轻业余作者实实在在的帮助。不仅教我作文，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如果他不英年早逝，他肯定会给我更多、更大的帮助。我怀念这个好人。我永远地怀念这个好人。

2014年6月17日上午于长沙麓谷

 

【作者简介】：

    杨远新，男，汉族，1953年6月生，湖南汉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公安厅三级警监、一级警长，湖南省人口管理与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任汉寿县创作组创作员，《沧浪》主编，《小溪流》编辑，宁乡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刑事侦查副局长兼县严打办主任，《当代警察》副总编等 职。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1380多万字。长篇侦探小说《百变神探》《春柳湖上》《红颜贪官》，中篇侦探小说《特区警官》《惊天牛案》，长篇儿童侦探小说《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中短篇小说集《今夜，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落空的晚宴》等专著55部深受读者喜爱，社会反响强烈。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等5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