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女记者

　　卧底女记者

　　本刊记者/史琳玉

　　她是一名生于中国台湾地区、定居英国多年的华人，她曾是英国《卫报》的一名记者，她的镜头对准的是非法移民到英国的中国劳工。

　　她叫白晓红。2013年9月23日，由她卧底妓院偷拍非法卖淫女生存现状制作而成的纪录片《性：我的英国工作》，在英国BBC第四频道播出。

　　近10年来，白晓红用体验式的报道方式，一次次地深入非法劳工群体中，目睹、倾听甚至亲历他们背井离乡的血泪与煎熬。她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为生活在英国黑暗角落的中国非法劳工带来光明。

　　白晓红：卧底报道在英中国非法劳工的女记者

　　2013年9月23日，一部名为《性：我的英国工作》的纪录片在英国BBC第四频道播出。这部时长63分钟的纪录片不仅让人们看清了皮条客压迫、剥削非法移民卖淫的丑态，更让人们认识了纪录片的拍摄者——白晓红。

　　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地区、在英国定居多年的白晓红，曾是英国《卫报》的一名女记者，劳工、移民和少数族裔等议题是她长年关注的领域。

　　两个月的冒险潜伏

　　尽管纪录片只有63分钟的时长，但却是白晓红用两个月时间偷拍集录而成的。

　　2013年4月15日，白晓红在《卫报》发文回忆了自己于2012年7～9月卧底时的一部分经历。

　　白晓红在东伦敦斯特拉特福德的一家妓院卧底做帮佣被解雇后，她工作时遇到的一位名叫米娅(Mia)的台湾卖淫女把她介绍给了自己长期工作的另一家妓院的老鸨格雷斯(Grace)。格雷斯在伦敦经营着两家妓院，以雇用初到英国的非法移民而闻名。

　　当白晓红初次给格雷斯打电话询问应聘事宜时，她被格雷斯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可否在做帮佣的同时兼职提供性服务，以应对忙时的人手不够。在后来的卧底中，白晓红了解到许多在妓院从事帮佣工作的女工最后都被拽入深渊，成为“小姐”，因为“小姐”才是这些妓院的摇钱树，而“小姐”和帮佣的收入也有着天壤之别。客人多时，“小姐”不得不同时在多家妓院做活儿。

　　白晓红成功婉拒了格雷斯的初次引诱，格雷斯同意她到其位于芬奇利的“按摩院”(妓院)做帮佣。白晓红不知道，格雷斯对她的游说只是开始。

　　当白晓红如约到达芬奇利中心火车站时，格雷斯并没有把“按摩院”的具体地址告诉她，而是与她保持通话，在电话中一步一步指给她在每一个路口转弯的方向，直至到达“按摩院”的后门。对于在英国居住多年的白晓红来说，此时的她都难以告诉外界她的准确位置，更何况那些初来英国的外籍劳工。这样的指路方式意味着“小姐”在面临危险时很难自救，而这或许正是格雷斯的意图。

　　为白晓红开门的是格雷斯的中东籍男友，一名健壮的年轻男人。白晓红说，看到他魁梧的身材，她便意识到，在日后的劳作中她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

　　在地上一层的一座两室一厅的公寓里，白晓红见到了格雷斯。她告诉格雷斯，她的名字叫小云，来自中国浙江，现在是一个7岁女儿的单身母亲，签证过期后已经在英国非法劳作3年……这些都是白晓红事先为自己编好的伪装故事。

　　白晓红在“按摩院”看到的第一幕为：一名40岁出头的华人妓女在一阵咳嗽声中退回自己的休息室后，格雷斯紧随其后不停地谩骂，抱怨那名妓女已生病多日不能卖力干活儿。其实，格雷斯也是一位同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中国大陆女人。她能在说出的每一句流利的英语中成功地夹杂污秽之语，常常令语言不通的妓女目瞪口呆。而实际上，白晓红发现，格雷斯几乎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语法正确的英语。

　　身为帮佣，白晓红的日常工作是接电话、为客人开门、收钱、买菜做饭、清洁和其他打杂之事。她用来偷拍的工具是一副暗藏摄像机的眼镜，该设备常需小心藏匿充电。因为多次不能及时给设备充电，无法录摄，白晓红不得不延长卧底期限。

　　在这两个月的卧底生活中，所有发生在“按摩院”里老鸨对性工作者的谩骂和虐待都会在白晓红身上发生。为了全方位、真实地感受性工作者的处境，她只能暗自强忍。除此之外，白晓红还要时刻提防身份暴露。接待浙江客人时，她要巧妙地完成老乡之间应有的寒暄；与浙江工友接触时，她必须读写简体字避免对方起疑……

　　就像每一位曾在“按摩院”做帮佣的女工一样，在忙时被要求接客的事情同样发生在白晓红身上。在一次顾客要求白晓红提供性服务被其拒绝而影响生意之后，格雷斯便加大了对她的游说力度。一天，格雷斯指着一名一天赚取了540英镑的妓女冷笑着对白晓红说：“你看，小云，你在哪里能如此快速地大把挣钱呢？在这里，没有人可以避免做这个，你会感激我带你入行的。”

　　事态的发展在一次白晓红的苹果手机被格雷斯发现后变得白热化。为了弥补眼镜的收音效果不理想，手机被白晓红用来作为录音的替补工具。而当这一价格不菲的手机某次无意从她的口袋里滑落时，格雷斯不禁质问她为何会有这样高档的手机，并怀疑她偷盗。

　　此后，格雷斯对白晓红更加刻薄，甚至向白晓红下发最后通牒，逼迫白晓红必须在“兼职小姐”和“离开”之间作出选择。那天，格雷斯先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为白晓红做最后的思想工作：“你的英语能力是一笔财富，可以招来更多的顾客。”见白晓红一言不发，格雷斯又转换策略继续说道：“你有考虑过你的女儿吗？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难道不能为你的家人做点儿牺牲吗？”后来，白晓红回忆此事时说，当她听到格雷斯的这番话时，瞬间感受到了这话中的分量。她设身处地地想象着一位背井离乡、背负着全家生计的外籍打工女面对这样的劝导时是如何的无力抵抗。那次的劝说，以格雷斯同意她干完那一星期的帮佣工作终止。

　　就在这最后一星期的日子里，格雷斯变本加厉地压榨白晓红最后一点儿劳动力。每天早晨7点半，白晓红必须开始新一天的劳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按摩院”关门时她才能休息。哪怕没有顾客，她也必须等到这个时间。从扫楼梯到做饭，整日的工作都充斥着格雷斯喋喋不休的指责，甚至有同情她的“小姐”工友来规劝她尝试做点儿改变。

　　直到有一天，当白晓红再次拒绝了一位要求性服务的顾客而格雷斯亲自换衣上阵却被顾客拒绝时，恼羞成怒的格雷斯最终把她扫地出门。白晓红又被解雇了。但这一次，她终于拿到了足够的素材。

　　关注非法卖淫女困境

　　这次用两个月的时间卧底妓院，关注非法移民卖淫女的生活状况，并不是白晓红一时兴起所为。其实，早在2004年，白晓红第一次深入了解在英华人非法移民劳工这一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时，她就已经留意到非法移民卖淫女的存在了。当时，白晓红意外地发现，非法移民劳工中女性的比例正在大幅增长。在她卧底打工的一家农场里，她结识了一位在农活淡旺季穿梭于性行业和农场之间的一名华人女性，了解到这些没有身份的华人女性在英国打工不为人知的一些隐情以及她们面对的问题和危险。

　　此后，白晓红便开始走访英国各地的“按摩院”和伦敦多家色情场所，想就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调查。然而，由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和隐秘性，使得她的探访屡屡遭拒。即便受访者愿意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也多为蜻蜓点水，不愿多说。两年的走访没能彻底触及背后的真相。不过，这些多方调查的经历也为她这次的卧底工作提供了前期准备。

　　2005年，白晓红认识的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女工被抢劫三次都不敢报警，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被抢的钱物来自冬天农闲时在妓院卖淫所得。她告诉白晓红，遭遇抢劫对于像她们这样没有身份的性工作者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就连人身伤害甚至被强暴也时有发生。

　　2008年，白晓红听说一位叫梅的没有身份的中国女人在东伦敦白教堂一带被杀害，凶手是曾经与梅有过性交易的英国白人。当被问及杀人动机时，该凶手回答：“因为没有人会关心这样的非法移民，她很容易被遗忘。”

　　后来，白晓红在接受采访时说，正是这两起事件让她决定再次只身卧底调查，虽然当时她已经44岁。白晓红深知，这次的卧底与之前不同，她自身的性别加之卧底对象的行业性质，都可能令其面临种种危险。此外，偷拍和偷录也是她之前用日记形式记录卧底历程时所不曾触及的技术。虽然她已经重复练习，但卧底的同时兼顾拍摄和录音，还是让她承受着难以预料的强大压力。

　　事实证明，白晓红不仅化解了危险和压力，而且还收获了成果。

　　2013年4月，一本揭示非法女劳工在英国卖淫内幕的英文纪实文学书《隐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国》在英国出版，作者就是白晓红。之后，所有被白晓红拍摄的镜头最终被剪辑制作成时长63分钟的纪录片《性：我的英国工作》。

　　白晓红说，对沦为妓女的非法女工了解越多，想为她们带来改变的想法就越强烈。因为在英国，虽然性工作者个人卖淫不违法，但是，同时在多家场所卖淫即为违法，再加之她们非法移民的身份不合法，这样双重的非法身份使得她们困陷在一种危险、脆弱的境地。

　　《隐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国》一书出版后，有一天，白晓红和摄制组来到她曾经卧底的妓院。得知白晓红的真实身份后，格雷斯勃然大怒，朝白晓红扑来。被安保人员拦下后，格雷斯依然不停地谩骂白晓红。当然，这一幕也被镜头拍摄下来。但直至此时，白晓红之前卧底的两家“按摩院”仍然在营业中，只是有一家换了地址。

　　10年体验式卧底生涯

　　虽然白晓红向外界袒露她并不愿意被人贴上“卧底记者”的标签，但她对体验式采访的执著和对非法移民劳工生存实况探访的成果早已经使她在英国华人圈内小有名气。

　　白晓红的成名缘于她的第一本著作——《华人耳语：英国华人劳工不为人知的故事》。

　　白晓红对在英华人非法移民劳工的关注始于2000年的多佛港事件。该事件的起因是司机为了节省能源没有打开车上的通风设备，导致58名中国非法移民劳工在一台运送西红柿的货柜车中被活活闷死。此后，她陆续听到一些关于中国非法移民劳工在英国悲惨境遇的个案。

　　2004年2月5日，23名拾贝工在莫克姆湾被逼在涨潮中作业而集体溺亡，这些拾贝工都是中国非法移民劳工。听闻此事的白晓红震惊、愤怒不已，她决意要做出一些大力度的举动。而最终让她决定采用体验式报道的方式进行采访，缘于某次采访时被采访对象的反问。“如果你没亲身体验，怎能真正了解我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她被问得无言以对。采访对象的这句话让白晓红认识到，只有体验式报道，才是最直接有力的报道方式。

　　2004年3月，在《卫报》上司的同意下，白晓红假扮成没有身份的中国学生，开始卧底体验中国非法劳工从寻工到劳作的全过程。从自己联系工头到取得信任，从获取伪造工作许可证到和工友们一起在中介排队等班次，从与工友们共食即将过期的廉价肉制品到共睡从垃圾堆里捡回的床褥……她与一个个身心憔悴的华人非法劳工一起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强度作业压力。

　　工作之余，白晓红还要倾听劳工们讲述自己家乡的贫穷，哭诉他们由于身份问题不敢检举前来抢劫的黑道人的遭遇，抱怨没日没夜的加班却也无力讨要应得的加班费的苦楚以及对西方的憧憬促使他们走上这条路却至今希望渺茫的无奈。她切身地感受到这些非法华人劳工精神世界里那日夜在折磨着他们的恐慌和无助。她看到他们为了提高自身工作技能而主动学习英语，但使用的方法却是把所有的英语发音都转换成中国字、用中文来记忆。她企图帮助工友要回应得的加班费，却被工头劈头盖脸地怒吼：“没有合法身份，黑工还想讲理？”

　　白晓红离开的前一天夜晚，一位工友拿出一盒巧克力和一包香烟，这是他打算送给中介公司经理的礼品，希望中介公司能给白晓红安排一份固定的工作。这些礼品花掉了工友两个小时的工资。白晓红明白，对于时刻担忧能否定期寄钱回家的中国非法劳工来说，每一个小时的工钱都意味着什么。那一夜，她心里百感交集，一字一句地斟酌着该如何与她的工友们道别。临走前，工友又送给她30英镑作为路费，让她路上珍重。

　　回来后，白晓红将这11天的卧底经历写成纪实报道发表在《卫报》的头版。这一报道引起英国社会各界对外籍劳工特别是无证劳工近似奴隶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英国政府为此通过了法案《工头执照法》，将工头纳入国家注册管理体系。

　　白晓红的第一次卧底经历就在业内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导演尼克·布鲁姆菲尔德基于她的纪实报道将莫克姆湾拾贝惨案搬上银幕，拍摄成影片《鬼佬》，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对非法劳工的关注。

　　白晓红体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2004～2008年，她先后在农场、食品加工厂、印刷厂和中餐馆等多地卧底打工，用亲身经历结合采访写成她的第一本英文报道著作《华人耳语：英国华人劳工不为人知的故事》。

　　“走出去，走出国门去。”被视作脱贫致富、改变命运的机会，无数劳苦民众不惜为此远赴他乡，却不料外面的世界充满艰辛。这里有着广袤的土地、密集的人口，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沉默无言。白晓红对这些非法无助劳工的关注一经开始便从未停歇，她用自己的笔锋为非法劳工的生存真相作出记录，用她的一本本作品让众人听到非法劳工们的声音。

　　迄今为止，白晓红用10年时间完成了3本英文纪实著作。她的第一本书像是打开了一扇门，门内的种种问题吸引她层层深入、逐个探究，直至揭开黑幕面纱，通过她独有的亲历模式呈现隐情，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非法劳工这个领域的真相。她的书不仅为底层华人劳工博取了当地社会的重视，而且搭建国际桥梁，让国人听到海外华人劳工的呐喊。她为这一群体发声，也希望能够为他们带来曙光。

　　2013年9月，白晓红用中文将3本著作合编成一本纪实文学《隐形生产线》，在台湾出版。这是她为中国非法移民劳工谱写的合奏曲，也是为她10年卧底的记者生涯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承担探索真相的社会使命

　　今年45岁的白晓红出生在中国台湾地区，父亲是前台北市副市长白秀雄。2013年2月底，得知女儿卧底任务结束，白秀雄和妻子立刻赶赴英国探望女儿。白秀雄和妻子均在自己的领域有许多著作，喜爱弄文武墨。白晓红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也爱用文字表达思想。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背景，白晓红从未主动向人提起。

　　白晓红从小就独立自主，白秀雄对其实施的宽松式家庭教育又使得她的个性得以全面发展。1987年，白晓红进入辅仁大学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学士学位。从那时起，她就频繁地参加学生运动。自从她密切关注非法移民劳工的问题后，每次卧底她都鲜少和亲人讨论，只是告知亲近的朋友她会消失一段时间。虽然父母担心她的安危，但是，对于女儿坚持正义的理想，他们还是支持的。

　　白晓红向往自由，个性叛逆。1991年，大学毕业的白晓红远赴英国求学。2001年，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新闻学硕士是她攻读的第三个硕士学位。之前，她已经在卡迪夫大学和杜伦大学分别获得了文化批判理论和东亚文化研究两个硕士学位。

　　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以“卓越毕业生”毕业后，白晓红被推荐到《卫报》做记者。为了有更多机会真切地了解移民生活实况，她毫不眷恋殷实的家境，冒险居住在治安混乱的伦敦东区，因为这里是伦敦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她时常外出数月进行暗访或实地调查，与丈夫聚少离多。最终，20年的婚姻被迫终结。她放弃做一个好妻子、乖女儿，只为实现心中的理想和恪守记者的职责。

　　“做记者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白晓红在接受《华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她认为呈现社会不公是她的职责。为此，她不畏千难万险。“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是她崇拜的德国调查新闻记者冈特·沃拉夫(Günter Wallraff)的名言。她以此为标杆，时刻不忘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白晓红对《华闻周刊》记者说，到妓院偷拍是她最后一次做卧底记者，“其实，我能做的还有很多”。抱着一颗勇敢、独立、执著、热忱之心，白晓红无疑会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做出越来越多的令人惊叹的业绩。

　　英国生产巨轮下的“隐形人”

　　有数据显示，在英国的非法劳工人数有70万～100万。其中，亚洲国家约占三成。而亚裔劳工中，中国劳工人数最多，保守估计约有7万人。这个人群的生存遭遇，正是白晓红所关注并记录的。

　　女劳工出卖肉体

　　在英国，约有8万名女性从事性行业。其中，大约有移民2万名。在伦敦近2000家妓院的从业者中，移民数量占据80%，且多为非法移民。令白晓红惊讶的是，在她所卧底的妓院中，卖淫女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阿芬是白晓红在卧底妓院中见到的第一名大陆卖淫女。她来自福建福州，到英国已经4年。在到达英国的前2年中，她和许多刚到英国的中国人一样，在餐饮业从事薪资低廉的工种，但在第三年她就被解雇了，原因是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紧缩后形成的对非法移民的解雇潮。

　　此后，阿芬的一位朋友介绍她涉足性服务行业。她告诉白晓红，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得接受。后来，她发觉这是她到英国以来做的最好的决定。阿芬的收入突飞猛涨，客人多时一周能赚1500～2000英镑，她远在福州的家人也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虽然长期带病工作让她看起来面容憔悴，但是，谈到卖淫给她家人带来的殷实改变，阿芬的言语中还是透露着一丝欣慰。

　　白晓红边听边揣度面前这个40出头的女人曾在福州老家的生活状态。然而，令她惊愕的是，某次当阿芬请她帮忙读出手机通讯录里朋友的名字时，白晓红发现，阿芬不仅不懂英文，连汉字也不能读写。这是白晓红在英国遇到的第一位华人文盲。“多长时间(你想要)”、“90镑(每小时)”、“50镑(每半小时)”、“40镑(每20分钟)”是阿芬会说的所有英语。白晓红不敢想象阿芬是如何在面临危险时自救的，又是如何在生病时求医以及寻求福利机构救助的。这些都令白晓红心酸不已。阿芬几乎每天都要给家乡的儿子打电话，她说她需要听到儿子的声音。

　　除了像阿芬这样为生计远赴他乡的大陆卖淫女外，还有为了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而不惜身负巨债在人蛇集团(专门从事偷渡走私业务的组织)的帮助下偷渡至英国的人。

　　阿玲也来自福州，家中有一个17岁的儿子由丈夫照看。在创业失败亏损后，2008年，她借资20万元人民币交付人蛇集团偷渡到英国。她向白晓红直言，她后悔没有一开始就从事现在的工作(性工作)，而是做餐馆服务员或外卖等费力、薪低的工作，白白浪费掉了初到英国的3年时间。当一年前她的一位从事性行业的朋友引她入行时，她没有拒绝，因为当时她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

　　改行给阿玲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不仅在一年内还清了人蛇集团的全部欠款，而且每周都有近600英镑的收入。她打算挣够钱在家乡再买一座房子，之后再干两年就回国。当她津津乐道地给白晓红讲述着这些时，也坦言了她为这份工作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密切留意我的健康了，经常会有嫖客趁我不备而不采取安全措施。”她耸耸肩又自我安慰道：“不过，问题应该不大，这种事情在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后来，白晓红了解到，嫖客之所以会不采取安全措施，是因为在老鸨的电话中得到了预先许可。但老鸨却向妓女隐瞒了这些，并且没有警示这其中的健康危险。

　　男劳工被压榨体力

　　华人非法移民的女性劳工很多都在面对色情行业的丰厚收入时沦为妓女，被迫出卖她们最后的本钱——肉体。而在英国从事高强度劳动作业的华人非法移民的男性劳工却不得不在低薪又充满剥削的行业里辗转摸爬。

　　在白晓红第一次卧底的那11天里，她结识了来自中国上海的非法移民劳工张先生、秦先生和唐先生。他们就像从边远农村进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一样，作为上海城里的贫穷人，也同样离家远走西方。白晓红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在英国漂泊了一年多却仍未寻得驻脚处。

　　张先生和秦先生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曾经是上海的建筑工人。张先生的儿子在上大学，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就是因为要给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要有求必应地支持儿子。

　　非法劳工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最初，张先生和秦先生有时要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一整天，只为等待中介发放的一个班次。直到后来，他们遇到经验丰富的赖先生。赖先生告诉他们，贿赂中介公司行政人员是获取固定工作的捷径。

　　其实，对于华人非法劳工来说，即使找到工作，也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张先生和秦先生曾在普利茅斯的一家花场工作，3个小时采摘100株百合花只能赚得3英镑。即便这样的活儿，也是季节性的。后来，没活儿可做时，他们就去莫克姆海滩拾贝。据52岁的拾贝工唐先生回忆，强劲的海风令他背痛难忍，只做了一天就无法继续。此外，他们还得整日提防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拾贝工人没有渔业经验，不熟悉海上劳作，雇主也不给他们提供安全训练、安全设施，甚至连求救号码都不给他们。遇到危险时，他们又无法以英语告知救生服务处自己的紧急处境。

　　临时性、季节性、人事变化大的工作令这些非法劳工日夜担忧不能按时还清欠款、无法及时寄钱回家。即便如此，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工作，他们也不敢随意更换，因为每去一个新地方就得重新支付一次150～200英镑的中介费用。

　　工作之余，这些非法劳工的生活是孤独单调的，没有当地的社交网络，又无经济能力消受娱乐活动，身份的隐秘性使得他们习惯于避免出现在公共场所，成为社会边缘之外的人群。等待工作、下班后试着恢复体力、再准备轮班，就是中国非法劳工在英国的生活模式。尽快还清债务、赚够钱、尽早回国，是他们的共同梦想。

　　最无保障的“隐形人”

　　“他们就是生活在英国生产巨轮背后的‘隐形人’，他们是(在国内)无法抵抗市场经济下强势竞争的贫困农民、在基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以低薪维持生计的蓝领工人阶层以及在当地缺乏就业机会的年轻人。”这是白晓红对非法劳工群体的总结。

　　白晓红在其发表的有关非法劳工的文章中多次重申，英国政府对非法劳工工作权利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从事最为“3D”(最肮脏Dirty、最不受管制Deregulated、最危险Dangerous)且低薪的劳务工作。2004年，英国《工头执照法》的颁布和2008年移民政策紧缩后计分制度的实行，使得稽查严重，餐饮业不敢再用黑工，这使得原本就不见天日的非法工作越来越地下化，非法劳工的生活变得更加无以为继。许多在英的非法女性劳工均是在这样的打压下被迫走向性行业，而行业的特殊性又使得她们碍于羞愧，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不隐瞒真相，进入更加隐形的状态。据白晓红调查，虽然有少数外籍女性进入性行业源于拐卖，但大多为自愿入行，因为收入的丰厚成为她们无法拒绝的诱惑。

　　白晓红关心非法劳工的生存状态，更关心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策体制和社会氛围。非法劳工一年为英国经济贡献10亿英镑，占GDP约6.8%，但却像“隐形人”一样淹没在充满田园情趣的英格兰城镇下，他们是英国最无保障、最脆弱的劳动力。白晓红期待着文字的力量能够引起政策的改变，期待着她的付出能为非法劳工带来光明。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3年11月上半月期)